《邪不压正》中的民国味：姜文选择的这个饭店，除了喝酒还有凶杀和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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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最近值得一看的电影真是扎堆来了，徐峥的热度还没过去，姜文又带着自己的新作《邪不压正》出现在了影迷们面前。

改编自张北海小说《侠隐》的这部电影，又是一部“很姜文”的作品——那种看的时候你有些恍恍惚惚不明所以，回想起来又觉得处处是伏笔、隐喻和彩蛋的电影。遇到这种“姜文式”电影，影评人看镜头语言，普通观众看故事情节，而国历君当然更关注这部民国风电影背后真实的历史。

六国饭店是《邪不压正》中的重要场景，朱潜龙、根本一郎、蓝青峰、交际花唐凤仪、享德勒围在一起喝酒，讨论为什么根本一郎的印会出现在了朱潜龙小情人唐凤仪的屁股上，而旁边的服务生正是意欲报仇的李天然。事实上，历史上的六国饭店正是这样的一个生动的地方，类似刀光剑影的酒局天天都在上演，间谍、军阀、刺客……说不完的故事，它有“民国第一社交舞台”之称。今天让我们说说六国饭店的故事。

《邪不压正》海报

张敬尧暴毙。死亡地点就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二层。

1933年5月7日凌晨，这位曾经的北洋军阀“皖系”大将、不可一世的湖南督军正在饭店房间里洗脸时，被突然闯进来的刺客近距离连击三枪毙命。

其实张敬尧对有人杀他早有防备，但他肯定不会想到会有人在六国饭店杀他。

张敬尧（1880—1933），曾任湖南督军兼省长

六国饭店有深厚的帝国主义势力撑腰，在政治上享有特权，治安由六国军警宪兵轮值，中国军队和警察别说进饭店抓人，就是进入饭店所在的东交民巷使馆区都需要大费周折，因此，六国饭店成了乱世中的头号安全岛，各方势力慑于各帝国主义的实力，都不敢在这个地方造次，哪怕窗外兵荒马乱，饭店里也是歌舞升平，花团锦簇。不少下台失意的军政要人、文化名流如果不想远遁海外，首选的避难地就是这里，拿钞票就能入住，安全、方便、隐蔽，而且不耽误享受。由于中外党政军商要人云集，六国饭店遂成民国北平的第一社交场，各色人等在这里勾兑权力，或潜伏、狩猎、刺探……

《邪不压正》海报

八国联军开路，六国资本合股

1901年，一家名为Grand Hotel des Wagon-Lits的西式宾馆在北京玉（御）河东侧建造起来，造型是很传统的欧式山字形两层砖楼，古典庄重，乍一看还以为是教会建筑，这就是六国饭店前身，是中国第一家国际连锁酒店集团酒店。

Wagon与大众汽车标志中volkswagon后缀是一个意思，指车辆，饭店的主人也确实是干这行的，其欧洲的母公司名为国际卧铺车公司，比利时人乔治内吉·麦克尔于1872年创办，简写为CIWL。这家公司以提供带卧铺和餐饮的车厢而著称，也是著名的东方特快列车经营者，还与今天很有名的索菲特、铂尔曼等豪华酒店品牌有血缘关系，论起来算是祖师辈企业。

为什么CIWL要在遥远的北京建起一座大型饭店？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签订《辛丑和约》规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地，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东交民巷一带成为“使馆保卫界”，中国人被全部迁出，只有穿着制服的公使馆仆人和雇员准许出入，土地房屋除西边清廷的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外全部被充作各国使馆专用。新公使馆区位于内城宏伟的南城墙内，北面和东面以一块地势略为倾斜的“缓冲地”为界——用作打马球、踢足球、学骑马和训练公使馆卫队的场地，俨然已成国中之国、一个迷你版的欧洲。比定约前扩大了九倍的庞大使馆区，还吸引了外资商业企业、店铺、教育机构和大批非外交人员进驻，六国饭店最初迎合的就是这部分人的需求。

民国时期的东交民巷

六国饭店就处在公使馆区，与比利时使馆合占了太仆寺地块。太仆官职主要负责皇帝的舆马和马政，有点像西游记中弼马温的角色。太仆寺虽是小衙门，可是地理位置特别好，它西边是玉河桥，东边是台基厂、洪厂胡同，南边是城墙（现在的二环路），北面是东江米巷（现在的东交民巷），是一块既独立又便捷的地块。

饭店落成后生意平平，股东认为生意不好全是饭店建筑与定位惹的祸，1905年，由英国人牵头，重新募资，吸纳了英、法、美、德、日、俄六大强国资本，将原饭店推倒重建，从此得名“六国饭店”。新建筑由英国人爱尔德（Alert Edmund Algar）设计，采用的是“三层砖石结构的法国古典主义样式，底层处理成开有券窗的坚实基座，顶部覆有高高的孟莎式屋顶”。饭店内部有客房200余套，是当时北京最高的洋楼之一。改建中也整修了玉河两侧的马路，并种上林阴树，拓宽了玉河西侧的街道，使饭店的正面显得开阔整洁。饭店正门附近有一座横跨东西的玉河小桥，这样，六国饭店既有便利的交通，又相对僻静、安全。饭店主楼的屋顶上高高挂着列强的旗帜，昭示它的特殊身份。后来这条玉河被完全填平建成了街心公园，放有座椅，开有小道，余下是草坪绿植，十分优美。整个饭店的西侧只有一个不算大的正门供出入，一层全部是顶部带有椭圆边的券窗，二层及以上则是长方形窗，整齐排列，颇有韵律感，像一座堡垒。门外的墙边靠着一溜拉洋车的车夫，殷勤地注视着行人，等待出手阔绰的客人召唤，树阴下还辟有一排车位，供豪主们停放轿车。

六国饭店宽大窗玻璃在阳光下闪出耀眼的光芒，我们今天视为光污染的玩意儿，在当时却能给路过的中国人以极大的心理震撼。在六国饭店的逼视下，中国传统庭院的舒缓、儒雅荡然无存，显得阴晦、弱小、不自信。

右侧高大的建筑是北平当时最豪华的饭店——六国饭店。1931-1933 年，玉河被填平，河道上方建了花园，成为今天的正义路

上流社会的欢乐岛

改建后，六国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倒不是因为建筑艺术，而是因为公使馆区放松了对中国人出入的管制。1917年，复辟失败后的张勋将军就藏在荷兰的公使馆内，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外交使团出于不同的动机屡次要求和执行“避难权”，为前来避住的各界人物提供庇护，六国饭店也因此以收容被政府撵走的要人而出名。出入饭店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除了各国公使外，基本都是大小军政官员、巨商豪贾以及其他社会上层人士。

电话、电梯、暖气、自来水、卫生间等酒店设施，六国饭店应有尽有。客房内是豪华舒适的西式床，雕有嫦娥奔月的中式红木椅。房间里的穿衣镜也让国人新奇，一米多高的镜子两边有两块稍微小一点的镜子，方便照两侧，人在镜中显得很立体。

1920 年，绘有六国饭店大堂的明信片

饭店经理是瑞士人和法国人，新员工培训的内容也很广泛，包括基本礼仪、着装、服务技能、外语等。为客人提供的服务涉及送茶、财物安全、人身安全、接待访客、夜间巡查、叫醒、清洁卫生、送洗脚水、倒夜壶、提供商业信息等方方面面。

“1917 年新装修后的北京饭店的房间价格分银洋 15 元、22 元、35 元三个等次，月包房价格，分别为 250 元、300 元和 450 元”，同档次的六国饭店也大致在这个层次上。当时，北京其他中西式旅馆的豪华套房价格仅为4元，其他房间价格为1-2 元，公寓的月租费最高者为 4 元，便宜者仅 1~2 元。六国饭店的日房费是普通标准的四倍，月房费达到普通标准的百倍。

虽然价格贵，但六国饭店提供了当时中国最稀缺的一项公共产品——安全，高附加值的服务让六国饭店赚得盆满钵满。在北洋时期，很多人到六国饭店避乱，“人多的时候没有客房，好多人带着细软睡在大堂里，就这还要交很高的房费。”

1925年，六国饭店生意好到需要扩建，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高了一层。扩建后，饭店占地约2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拥有客房300套左右，提供异国风味佳肴，还有会议厅、游艺厅、电影厅、台球室、乒乓球室和游泳池，屋顶巧设花园、可举办舞会，能容数百名客人。

六国饭店内部

六国饭店是当时城里最豪华的两家饭店之一，另一家是法国人开的北京饭店，在北京城市史上，它创造了很多第一。例如它第一个给北京人带来正宗的西方面包、咖啡、牛排，后来北京的洋泾浜洋菜馆多了，很多都是拉洋名糊弄没见过世面的国人的。据说当时还有人弄了个可笑的英国菜系，殊不知英国人吃得粗糙，哪里有什么像样的菜，也就法餐还算是能有菜系。

六国饭店还第一个为北京引入了一套完整的西方餐饮礼仪：餐巾如何叠放、刀叉如何使用、用餐时尽量不发出声响等，最有名的一条还有“女士优先”这样的绅士法则，让来此的国人仿佛一夜之间都成“文明人”了。

六国饭店的舞厅名噪一时，交际舞就是从这里开始流行于北平上流社会的。1928年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就是在六国饭店舞会上，依靠娴熟的舞步，卖弄姿色迷住了张作霖的副官，套出了张作霖回东北的确切时间，使关东军得以在皇姑屯炸死这位不合作的东北军大帅。

透过六国饭店，西方生活方式通过名人、要人潜移默化地开始影响中国人，三十年代一些有身份的人还会在六国饭店举行西式婚礼。据说曹锟、黎元洪失意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跑到六国饭店，饭店里的奶酪、香槟等正宗西式食品在北平城里很少见，而且质量上乘，虽然价格贵了些，但是心情放松，可以吃饭散心。有时这些政治要人会客，如果不方便去使馆或是到自己家，也会约到六国饭店。往俗里说，当时的北平，不在六国饭店里遛几遭、吃几顿饭，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上流社会。很多留过洋的同盟会成员都喜欢在六国饭店聚会，不单单是来吃饭，更多是来混个圈子。

刺杀汉奸张敬尧案

令六国饭店名噪一时的还有一桩轰动一时的命案。被害人张敬尧曾任湖南督军，极为贪婪，搜刮民财，还出卖矿权给洋人，湖南人称之为“张毒”，毛泽东、何叔衡还曾组织过“驱张”的群众运动。在政治上，张敬尧朝秦暮楚、擅长投机，先后投靠了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不过“越混越差”，张宗昌兵败后成了一个没落军阀，到大连日租界隐居。1933年，日军进犯长城各口，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转而希望在华北扶植一个亲日伪政府，即华北特殊化，板垣将拉拢的目标定为反蒋的北洋旧军阀。

张敬尧认为他翻身的机会来了，跳出来充当日本人的马前卒，被任命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拿着日本人拨给的700万元活动经费，扮成商人，秘密潜入北平，四处收买旧部，妄想拉起一支队伍，在日军进攻北平时作为内应。为了安全，张敬尧不但安排了卫士，还住进了六国饭店。

张敬尧把主意打到了国民党军队身上，拿出一百万元的支票想收买国军团长王志信，他前脚走，后脚就被王志信捅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起了杀心，命国民党复兴社（军统前身）特务处戴笠执行暗杀任务。戴笠决定由郑介民化装成南洋回国做生意的华侨商人住进北平六国饭店，先摸清张敬尧的行动规律，再实施暗杀。

1933年4月底，郑介民携带着10多只大皮箱，带着一个叫飞龙的妓女，以日本大仓株式会社的名义，西装笔挺地住进了六国饭店。当时一男一女去开房再正常不过了，单身男子或两个男子开房却很反常。

郑介民侦察发现，张敬尧与其副官、参谋长三个人分住三楼三个房间，夜间睡觉经常随机变换房间。刺客白天动手难以脱身，晚上动手又闹不清住在哪个房间。郑介民通过茶房了解到早上时段是张敬尧警惕性最低的时段，卫士不在身边，客人们又大多未起床，是下手的机会。刺杀由黄埔毕业的神枪手白式维执行，另安排了一辆车在饭店门口接应行凶后逃跑。

1933年5月7日凌晨，特务处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在六国饭店二楼侦察时突然发现甬道左首一排房间中，有间房门敞着半扇窗子，一个人侧身坐在床沿上，王天木见这个人“长方脸，鼻端高翘，两腮瘦削，留着两撇小胡子，下巴底下还有一撮长毛”。像极了张敬尧。王天木停下脚步，扭过身子又看了一眼，确认此人就是张敬尧。

原来张敬尧在二楼又秘密开了一个房间，却没想到与刺杀人员碰了个正着。刺客白式维收到王天木的眼色，撩起夹袍，用手枪对准刚刚站起半个身子的张敬尧连开三枪，枪枪击中要害，枪声把饭店茶房、客人们惊醒，张敬尧被匆匆赶来的卫士送往德国医院，但伤重不治毙命。王天木与白式维等特务此时已经狂奔出饭店，乘接应的小轿车逃走了。汽车开到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白式维下车，步行混入人群转移。六国饭店报案电话打到东交民巷巡捕房，但是当警察们赶到时，“南洋商人”郑介民也不告而别消失了，只留下一堆空箱子。

张敬尧出事后第二天北平各报上刊登了“巨商常石谷，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中遭刺殒命”。但很快就证实，常石谷就是张敬尧。南京国府通电汉奸张敬尧是被民间“锄奸救国团”击毙的，日本人没寻到国府的把柄，也只能吃了个哑巴亏。

张敬尧的死，特别是在六国饭店里被刺死，令很多想跟日本人合作的旧军阀和汉奸吓得缩了回去。

刺张案的社会影响极大，以至于现代抗日剧中的各种敌后刺杀很多都是以六国饭店为中心展开剧情。比如电视剧《火线三兄弟》，几乎每一集都会出现六国饭店，汉奸、黑帮、官员、日本兵、地下党、歌女、锄奸队全都挤在饭店里，侦听、刺杀、下药、火并一样都不落。日据时，失去列强武力保护的六国饭店沦落成黄渤扮演的黑帮头子田三林的后花园，打打杀杀为所欲为。实际上在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前，六国饭店就已经不再安全，使馆区附近还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杀人碎尸案，被害人是一位英国外交官的女儿。80多年后，英国人保罗·法兰奇还多次重返北京，仔细考察包括原六国饭店、鞑靼城等涉案地点，指认案件的疑点和真凶，并写成了获得爱伦坡奖的《午夜北京》一书。

《火线三兄弟》剧照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政府宣布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财产，六国饭店被政府接管。4月1日，周恩来选择这里举办了国共最后一次谈判。

新中国成立以后六国饭店成为原外交部的招待所，对外称华风宾馆。1988年8月5日上午十点半，因施工人员在地下室用切割机切割通风管道时引燃管道外侧泡沫海绵保温层，引发招待所火灾，1至5层建筑被全部焚毁，昔日的繁华地化为一片废墟。

今天重建的华风宾馆，已是一个与六国饭店完全不同的建筑，除了地基与往事，再没有什么联系。周围各种造型的现代高楼林立，地铁、车辆流水般地穿行，华风宾馆反而显得毫不起眼，仿佛整个身子都要躲到高大的林阴树里，六国饭店从此只存在于人们的传说与影视的虚构当中。

在六国饭店原址修建的华风宾馆现状

在六国饭店避祸的名人

张振武是武昌起义的首义功臣，后出掌湖北军政府军务部，与黎元洪素有矛盾。1912年8月15日夜，张振武为调和南北感情，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其时段芝贵兜里就揣着杀人令。晚上十点，吃过饭后，张振武等人分乘三辆马车回住地，因六国饭店西边的马路不通，就顺着临时开的大清门栅栏穿了过去，但是大栅栏大门突然关闭，潜伏的军警暴起擒拿，将张振武捆绑至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第二日凌晨1时，张振武被绑于木桩上行刑，身中6枪毙命。刑前，他怒极而哀：“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

张振武

直奉开战，吴佩孚因为迷信，专门调了一个叫“张福来”的人充任前敌总指挥，希望战场“福来”。《世界晚报》在报道此条消息时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把“张福来”的名字错写成了“张祸来”，社长成舍我看到铺街的报纸后，大呼不妙，立刻和编辑跑到六国饭店避难。果不出所料，晚上七点，军警就包围了报馆，虽然没有抓到人，但是把报馆查封了。后来，因为冯玉祥临阵倒戈，吴佩孚兵败逃往洛阳，冯玉祥执掌北京，很快就同意该报复刊，成舍我和编辑这才敢从六国饭店里出来。《世界晚报》因为敢把“福”改成“祸”的大胆精神被读者赞赏，销路大增。

邵飘萍1918年10月在北平创办了《京报》，自任社长。1926年2月，《京报》出《西北周刊》，大力支持冯玉祥脱离军阀混战。郭松龄倒戈反奉时，《京报》“全力赞扬”，而且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接班改造东北政局。“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报》公开指责段祺瑞为惨案的祸首，要求“公开审判”他。邵飘萍的新闻事业尤遭奉系仇视，4月15日，奉军逼退国民军进入北京，邵飘萍连忙避居到六国饭店。奉军只好诱捕，他们收买了北京狗仔报《大陆报》社长张翰举，诱骗邵飘萍出六国饭店乘车回报馆，出饭店后立即被军警截捕。26日晨，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张作霖处决。

邵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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