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战争：忽必烈能战胜草原对手，靠的是“谷物”的优势

摘自《舌尖上的战争：食物、战争、历史的奇妙联系》 作者李从嘉 经指文图书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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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杯中有风云，舌尖有战争。“民以食为天”，食也是战争的基础，甚至有些时候还是战争的目的。在惊心动魄的战争背后，总与谷物、肉奶、盐、酒、糖等常见食物产生奇妙的联系。本文以游牧民族和中原民族的纠葛和战争为例，展现历史风云中，粮食究竟有几分“重量”——

由于游牧的产出无法长时间保存，一些游牧民族也开始尝试农耕的生产方式， 甚至接受中原文化。

八王之乱后，西晋在流民和少数民族武装的双重打击下土崩瓦解，司马邺（yè）流亡政府奔逃到关中长安一带。当时司马邺政府统治下的关中汉族居民已经死伤大半，真正为长安供给粮食的是南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居民，尤其是仇池地区的氐（dī）人。进入农耕地区的南迁部落实际上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生产方式。

山西北部的匈奴部落也将种田视作自己的主业之一，当地的文化因此发生了改变。他们的首领刘渊受汉文化的影响非常大，因其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太原王家的关系也较密切，儿子刘聪更是各种洛阳上流社会“沙龙”里的常客。

刘渊家族建立的政权最初的名字叫“汉”，刘渊甚至还和刘禅攀关系，非要追认刘禅为先帝。政权建立后不久，刘渊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刘聪登基后，继续对西晋用兵。当时为刘聪征讨关中的统帅，就是刘渊的侄子刘曜（yào）。

刘曜个人武力非凡，但在指挥能力上有所欠缺，难以做到逢战必捷，征讨关中的过程并不顺利。好在刘曜机智，他发现实际上是南迁部落的居民在维持长安的供给，于是改变了战略，转而先进攻关中的胡人聚集区，再进攻长安。这个战略很奏效，长安城严重依赖胡人上缴的粮食。很快，没有了粮食的长安城陷入了严重的饥荒， 刘曜顺利攻下了长安城。

在北方少数民族南迁的十六国时代， 各个政权并不是严格按照民族成分划分的单一民族政权。羌人中一样有前秦苻（fú）家的忠臣，氐人中也有效忠于姚家几十年的“粉丝”。各个军事集团本来就是因为各种关系聚合在一起的，地缘性因素超过了民族性因素。能够在一起种地吃粮的枋（fāng）头（枋头，今河南省浚县，是当时的漕运中心）集团就是前秦的统治核心，半农半牧、食用牛羊肉的滠（shè）头（滠头，今河北省枣强县）集团则是后秦统治集团的核心，在这之上形成的文化差异让双方统治集团的成员超出了民族认同。前秦的统治核心中也有南安羌人雷氏家族，后秦姚氏集团中的天水尹氏家族也是地道的氐族出身。

种植谷物再采取屯田的方式获取军粮并不是汉族人的专利，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一样重视农业和屯田的作用

种植谷物、再采取屯田的方式获取军粮并不是汉族人的专利，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一样重视农业和屯田的作用。忽必烈在和兄弟阿里不哥争夺蒙古帝国大汗之位时， 前者的军事力量并不占优绝对优势。阿里不哥是蒙古人推选出的首领，也因其拖雷幼子的身份得到了拖雷名下大部分蒙古军户的效忠。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四年战争中，忽必烈仰仗的是京兆、河南等领地军人的支持。他和阿里不哥的战争，本质上是蒙古“草原本位”和“接收融入”两种治国理念的冲突。忽必烈推行的接受汉化的治国理念在当时并没能获得蒙古部众的广泛认同。在战争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忽必烈麾下的部队不愿意与阿里不哥拼死作战的现象，忽必烈只得征召汉人部队应战。

最终帮助忽必烈获得战争胜利的还是粮食。当时蒙古草原上的人口繁衍得很快，来自各个征服地区的粮食供养了远远超过草原游牧经济供给能力的人口。蒙古帝国的首都和林每天都需要数千辆大车来输送粮食。忽必烈当时控制的地区恰恰是和林等蒙古草原城市粮食供应的要扼。忽必烈果断地对蒙古草原实行了粮食禁运。与此同时，蒙古草原上也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蒙古部众生存极其困难。阿里不哥只好催促名义上向自己效忠的察合台等汗国为蒙古本部供应粮食，结果加剧了自己和盟友的矛盾，闹到最后甚至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就在阿里不哥和盟友大打出手之际，忽必烈的军队杀向和林。

情急之下，阿里不哥命令自己的守军可以就地投降，但是千万要记得谁才是蒙古人真正的大汗。阿里不哥自信地认为自己的部下会永远忠诚于自己，却忘了权力的基础是共同利益。结果，他的部下都投奔了忽必烈，因为忽必烈能让草原儿女生活得更好。

忽必烈的成功并非没有先例可循。在唐朝时兴起的吐蕃起源于拉萨河谷的农耕部落，是他们最早发现并种植了青稞。吐蕃是集农耕、游牧为一身的二元经济体，这种结构有足够的向心力及较稳定的社会结构。吐蕃的统一史就是务农的吐蕃人不断吞并融合周边其他部族的历史。此外， 吐蕃少有突厥“大汗”遍地的情况，被吐蕃人征服的地区普遍接受了吐蕃的风俗文化。更重要的是，由于有了可以储存的粮食，游牧民族有了可以与中原王朝长期对峙的物质基础。辽朝兴起之后，从石敬瑭手中拿走了幽云十六州，有了稳定的粮食出产。在与北宋对抗时，辽朝不仅自己衣食无忧，还能援助北汉，这也将辽朝和以往的游牧政权区别开来。从前游牧民族单一经济结构的脆弱性令他们无力抵挡严重的自然灾害，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就容易出现全盘皆输的结果。柔然、突厥、回鹘历史上不乏在灾害面前无力抵抗内外强敌的例子。

忽必烈熟悉汉文化，尤其熟悉中原王朝的屯田政策。在元朝两次远征日本的计划中， 我们就能够看出忽必烈集团对屯田的重视程度。元军第一次远征日本就动用了屯田军。第二次远征日本部署如下：东路军由忻都、洪茶丘率领蒙古人及女真、契丹（金朝降军及汉人）士兵19000 人，金方庆统高丽军10000 人，乘战舰900 艘，加上高丽水手17000 人，携军粮10 万石，由高丽出发；由范文虎、李庭等人率领的南宋降军10 万人，乘战船3500 艘，从庆元、定海（今浙江省宁波市）出发；两军约定于六月会合，东路军负责作战，江南军则在占领区屯田，生产米粮，以为长久之计。不过忽必烈远征日本之前，他的使者赵良弼曾上书忽必烈，称日本“人不能尽其用， 地不能尽其力”，攻打日本耗费巨大，一定会得不偿失。只可惜这句建言没能打动忽必烈。

有了可以储存的粮食，游牧民族有了可以与中原王朝长期对峙的物质基础

要提到的是，元朝屯田的范围很广，其核心宿卫军在各地也有大规模屯田，屯田收入也是蒙古军事贵族的一大收入来源。元朝并没有占据整个新疆，新疆的很多地区当时被海都势力控制着，海都是忽必烈一生中最顽强的敌人。为了维护自己的防线，忽必烈专门派出了两万多人的屯田队伍驻扎在新疆，开垦了一百多万亩土地，李进、刘恩等人都是忽必烈新疆屯田政策的执行者。屯田的成功与否甚至决定着忽必烈对外战争的成败，忽必烈最终在新疆退让，与其在新疆屯田土地的丢失不无关系。

元朝覆灭后，昔日在草原上建立的城市因为没有来自内地的粮食供应而日益荒废，只留下颓景供后人凭吊。蒙古人崇尚行动力，他们没有为这些废墟写下黍离之悲的诗篇，而是用自己的行动来重现祖先的辉煌，俺答汗就是其中的代表。

俺答汗在嘉靖年间对明朝展开了多次军事行动，甚至一度兵临北京城下，力图恢复草原昔日的荣光。此外，他还在草原上建立了不少城市，规模最大的有现在的呼和浩特。为了建设这些城市，俺答汗动用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这其中还包括了一些被其明招暗掳来的汉人。军事能力方面，俺答汗不在努尔哈赤之下，也不逊色于先祖忽必烈，他甚至组建了火枪部队。

自俺答汗后，也有其他不愿服输的蒙古人，准噶尔汗国就是其中的代表。准噶尔汗国从俄罗斯引进并改造了火枪，他们制作钢刀、盔甲的水平也高于其他蒙古同胞。据现今考古发现的准噶尔军队的食谱显示，准噶尔士兵三餐中面食的比例非常高，准噶尔贵族的三餐中也都有精细的面食。

编者结语：

粮食的出产使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的势力此消彼长，稳定的粮食来源成为了战争胜利的基础。在元朝建立后，种植谷物、再采取屯田的方式获取军粮不再是中原王朝的专利。日常可见的粮食，串联起了复杂而精彩的历史。

《舌尖上的战争：食物、战争、历史的奇妙联系》

李从嘉

指文图书出品  2018年8月1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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