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杀医案 5 年，中国的医患关系有变好吗？

「以为是结束，实际是开始」

五年前，空鼻症患者连恩青揣着一把榔头，闯入了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准医生王云杰的头部狠狠砸去。

三下之后，榔头断了，随后他掏出藏在左边衣袖里的尖刀，往医生的背部刺了几刀。

这是当年在中国发生的 7 万起医患纠纷案里的其中一起，因为性质之恶劣和影响之广泛，后来成为中国医患关系的标志性事件和转折点。

五年后，仍有医生感叹 「以为是结束，实际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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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的 10 月 25 日，温岭市的桂花刚被一场雨水打下。

早上 7 点半，33 岁的连恩青从家中出发，搭公交车来到了温岭新车站，然后走路辗转来到了市中心的第一人民医院。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连恩青一直在这所三级乙等医院治疗自己的鼻子，他忍受了 10 年的鼻塞和流鼻涕，在这里被诊断为鼻炎。一次手术后，连恩青却觉得自己呼吸困难、头痛、胸痛，一切好像更严重了。

连恩青八点多到医院的时候，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王云杰的诊室已经挤了几个在等待的病人。

连恩青像普通病人一样，走到王云杰身后，没有人注意到他。他的外套内兜里装着一把小榔头，左手袖子里藏着一把尖刀。

一分钟结束，连恩青拿出榔头，往王云杰的头上重重敲去。三下之后，榔头断了，他没有像预想的一样敲准王云杰的太阳穴，王云杰站起来，往外跑。

其他病人开始喊起来，连恩青往王云杰追去，在诊室门口，他掏出藏在左边衣袖里的尖刀，他追上王云杰，往他的后背刺了几刀，王云杰逃到了口腔科，摔倒在地，连恩青拿刀对准了王云杰的心脏。

口腔科的医生王伟杰跑上来拦住连恩青，也被刺了一刀，王伟杰 60 岁，还有一个月退休。

他看见王云杰倒在地上，「我想他已经差不多死了」，连恩青后来这么告诉警察，于是他穿上一只掉了的鞋子，把刀背在身后，往一楼去。

很快，王云杰躺在抢救室里，心脏监视器显示一条直线。本来正在参加一个会诊的胸外科医生陈增杰接到电话后跑过来对他进行抢救，他们从前是在医学院的师兄弟。

1980 年代末，他们怀着大展宏图的心情考进医学院，现在王云杰躺在他的面前，陈增杰很不甘心。他用手术刀划开王云杰的胸膛，肌肉因失血过多而泛白，很快，王云杰被宣布死亡。

这是五年前的一起杀医血案，被称为「温岭杀医案」，是 2013 年在中国发生的 7 万起医患纠纷案里的其中一起，被后来的人称为中国医患关系的转折点。

在王云杰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医生们第一次自发组织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温岭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集中在门诊楼前的广场上，他们高喊着要求「保障医务人员安全」的牌子，他们守卫在王云杰的遗体旁边。处在压力下太久，一些当时接受采访的医生哭着说「我只想每天活着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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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耗时 1 小时，花费 5,000 元的鼻中隔矫正手术后，连恩青觉得自己的鼻子并没有好起来，反而更难受了。

家人都知道他的痛苦。他有段时间无法入睡，妹妹把安眠药碾碎了加在他的饭里，失控的时候，他也殴打母亲和妹妹，本来只是鼻子的问题，却放大到成为连恩青整个生活、整个家庭的问题。

在「正常人」看来，他完全就是陷入自己的逻辑里了，他认为医生都勾结起来，医院黑幕重重，比如医院有时候把他的名字写错，也把他的婚恋状态写错，他也认为医院在他的 CT 上造假，这些在后来都成为连恩青认为医院「黑幕重重」的证据。他有时候无法正面回答记者的问题，却反复纠结于自己的病情和医院的手段。

他屡次去请求医生再次治疗，再次诊断的结论是：「鼻腔通畅，不影响通气功能」。医生告诉他没有再治疗的必要，连恩青不接受这个结果。

「明明很难受，为什么说没事？」

「明明我的鼻子是向右歪的，为什么从左面开刀？」

「一定是手术时，我没给红包，所以把我的鼻子开坏了。」

连恩青的辩护律师朱圣勇告诉我，连家对王云杰医生抱有歉意——王云杰甚至不是连恩青的主治医生，只是参与了连恩情投诉调解——但也对连恩青在就医过程遭受到的冷遇保有怀疑。

他不断跑医院，不断做 CT，做检查，但结果始终不变。他更换名字去台州、杭州、上海的医院检查，结果都一样，连恩青认为医生都联合欺骗他。有一次，连恩青跪在医生面前，流着泪说希望医生能再给他治疗，医生表示无能为力。

连恩青曾经向妹妹抱怨过就医过程的冷漠。但也许这只是是中国式就医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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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杰去世后，老院区的门诊大楼前，数百名来自温岭，乃至整个台州医疗系统的医务人员举着医疗暴力「零容忍」、「拒绝暴力还我尊严」的横幅，进行抗议活动。

面对疾病时，单一的医生与患者个体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但在市场经济时代，从更多的维度来看，医方与患方，如同甲方和乙方，利益诉求上的冲突却时常不可避免。

1979 年， 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也意味着中国的医疗事业将要由政府拨款的福利性质向市场经济迈进。

东南大学医学人文系的学者孔繁军认为，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医疗改革直接触及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必然会影响到医患关系。

从 1996 年到 1999 年，仅消费者协会接到的医患纠纷投诉量就增长了10倍。而这期间，医疗机构在当前社会中的多重身份显得格格不入。

「医疗机构又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推人市场的，由于体制变革的不同步 , 医疗机构不得不以计划经济的身份和体制，应对市场化的生存环境」 ，同时保有事业单位的身份以及救死扶伤的天职，他们很难真正以自由的身份来进行运作。

往后，医患关系的紧张状态开始扩大化，变得越来越普遍。

据暨南大学医学院伤害与预防中心对广州市 10 所医院 400 多名工作人员的调查，医生、 护士遭受过暴力的比率分别是 70.3% 和 67.6%。

到 2007 年，首都医科大学针对 10 个城市 5,000 人做的医患关系调查结果显示，在患方、社会方和政府方的被调查人群中有近 1/3 的人认为医患关系是「利益对立关系」和「消费者与商家的关系」。

在这一时期，也爆发了一系列恶劣的伤医杀医事件。

2011 年 9 月，北京一个书法家对喉癌的治疗不满，连刺一名医生十几刀。2012 年 5 月，南京的一个女患者因为自己六年前的一场手术持刀攻击了一名年轻的护士。2012 年 3 月，震惊全国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杀医案也让医生们备受惊吓。

长沙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显示，2010 年我国医患纠纷 17,243 起；2013 年我国医疗机构医患纠纷事件 7 万起；2014 年陡增至 11.5 万起，年均增幅在 64.3% 以上。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一个可见的变化是医疗费用上涨。北京大学顾昕的研究结论是： 在过去 20 年间，每万人口的卫生总费用和门诊与住院的人次均费用，分别翻了 20 倍、15 倍和 1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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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人直观感受医疗费用上涨的同时，获益的并不是医生群体。

有研究显示，我国 55.7% 的公立医院医生处于中高度工作付出回报失衡状态，失衡因素来自收入、人身安全、尊重等方面。

如果瞄准国外同行的收入，来衡量自身的职业价值，或许会感到更深刻的迷茫。

在美国，医疗行业是薪酬最高的行业。2010 年，最高薪酬前 25 个职业榜单中前 9 位全部来自医疗行业。

即便是在发展中国家巴西，政府规定公立医院与医生工作合同每周不超过 40 个小时，医生收入一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 3～4 倍以上。

此外，我国人均政府卫生支出水平仍然偏低。《国际统计年鉴 2016》 的最新数据显示：政府医疗支出占 GDP 的比重呈现了缓慢上升趋势，由 2000 年的 4.6% 上升到  2016 年的 5.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及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7%）。

医疗暴力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只是它们都没有中国今天的这种爆发频次和恶劣程度，它是当下社会的各种矛盾——贫富差距、圈层隔阂，以及整个社会戾气的一个投射。

医生和病人都很难找准自己的位置，医生的天赋使命和个体回报之间的失衡，病人也很难认识到医疗本身的有限性，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得到一次满意的医疗救治。

年轻人越来越不想从医，而需求方面，自 2002 年以来，中国的年诊疗数字持续快速增到，到 2016 年，这个数字是 80 亿人次，相当于全球的人口。

媒体上，今天是伤医事件的报道，明天是医生缺乏的新闻。「这些（医疗暴力事件），最终的买单者是患者」，李惠娟这样评论。

五年后，当我再到温岭，当年亲历的医生大都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人民医院搬到了新的院区。

新医院远离市中心，新的广场上有音乐喷泉，各处都明亮整洁，医生们搬进了拥有全新设备的诊室，王云杰不在这里，他的同事们依然忙碌，他们要继续接待这个地区最庞大数量的病人。

人民医院的周围在进行一场漫长的拆迁，政府的标语写着「征迁为民，建设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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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云杰共事多年的汪文斌，在王云杰去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很悲痛。

他是王云杰的徒弟，从王云杰身上学习治疗的方法，也学习对待病人的态度。

我见到汪文斌的时候，他已经在门诊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在这个新医院明亮干净的诊室外面，虽然注明了「保护患者隐私，实行一对一诊疗」。但候诊的患者还是等不及围到汪文斌身边，他是副主任医师，有人专门来挂他的号，他的一整个电脑屏幕都装不下这个上午的患者名单。

两个年轻医生坐在旁边学习，学习汪文斌如何看病，汪文斌在看完几个病人之后会转身抽问他们一些问题，关于某个细节或者某个诊疗判断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长着一张圆圆的脸，神情和蔼，看起来脾气很好，学生显得有些紧张，带着某种忐忑和敬意回答他的问题。就像当年他坐在王云杰旁边一样。

但是他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根据卫健委公布的数据，自 2013 年以来，医疗纠纷数量和涉医违法犯罪案件数量已经呈现了连续 5 年「双下降」的良好势头，全国医疗纠纷总量累计下降 20.1%，涉医案件累计下降 41.1%，「医疗执业环境和患者就诊秩序得到了持续有效的改善」

但在采访中，我们接触到的医生们却大多并没有感受到这种改善。在中国医师协会 2018 年发布的白皮书中提到，仍有 62% 的医师认为执业环境没有改善，这个数据与三年前（2015 年）的调研数据相近。

我本想问问当年的亲历者在刻骨铭心的惨案发生之后，这五年以来他们行医的感受，他们是否仍然为自己的职业骄傲，或者是否有了更深的忧虑。

但他们都拒绝了我的采访。

医患关系的问题，在温岭不便、也不愿被谈起。（责任编辑：lightningwing、刘昱）

本文来自公众号「偶尔治愈」。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记录人与疾病、衰老、死亡的相处方式。

题图来源：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