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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渤海与新罗关系怎么样?

2019-06-10 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摘自《唐朝与东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经出版社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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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渤海国和新罗都属于其藩臣。本文在鸟瞰渤海国对外关系的整体样貌的基础上,专门梳理渤海与新罗的关系,力图从渤海国与东部欧亚世界的多元联系中理解渤海与新罗的关系变化。

渤海国的对外交通与联系

俄罗斯远东沿海小镇克拉斯基诺,邻近日本海,航船只需直行,便能到达日本。在7~9世纪时,渤海国人就是从这里(当时称为盐州)乘帆远航,频繁地与日本遣使、通商,当时的日本处在奈良和平安时代,而这些渤海人的足迹曾遍布福冈、奈良和京都。

渤海国人最常弃船登岸的落脚点是在北九州的大宰府,就是今天福冈县的“大宰府迹”。大宰府是日本“西海道”的特别行政区,这里的鸿胪馆不仅接待渤海国人,也是日本朝廷指定的唐朝商人和朝鲜半岛新罗国商人的下榻地点。喜好大陆舶来品的贵族竞相前来贸易,屡禁不止。除了大宰府,渤海国人的登陆地点还有能登、加贺等。历经二百余年的承平时期,9世纪的东亚贸易异常繁荣,因此也被称为“贸易时代”。

渤海国人运往日本的交易品主要有貂皮、虎皮、熊皮、人参、蜜、契丹大狗、倭子(犬)、玳瑁酒杯、金铜香炉、陶瓷等,运回的商货则主要有绢、帛、绫、、绵、罗、丝、黄金、水银、金漆、水精念珠、槟榔树扇等。

渤海国与日本关系密切,不仅是贸易的需要,也跟政治外交局势有关,新罗雄踞朝鲜半岛,它的背后是大国唐朝。渤海与日本一度与唐朝和新罗关系不睦,因此二者能够跨海结援。

渤海国自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八连城)附近的盐州出海到日本的交通道,被称作“龙原日本道”。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海东盛国”渤海国有“五京、十五府”,其中的五个重要的京、府分别与渤海国对外交通的五个方向密切相关,除了东京龙原府的“日本道”,还有西京鸭绿府的“朝贡道”、长岭府的“营州道”、扶余府的“契丹道”、南京南海府的“新罗道”,以及“黑水靺鞨道”。

渤海国的西京鸭绿府,是指在鸭绿江中游的高句丽故国“丸都”(今吉林集安市)。丸都是唐朝和渤海国交通的必经之地。

吉林集安丸都山城遗址

营州,是中古时代中原帝国与辽东诸国陆上通道的咽喉,地理和战略地位极为险要。渤海国都城陆路联系唐朝长安的另一条朝贡道,就是由渤海国都先到长岭府(今吉林桦甸),再经古盖牟城、新城(今辽宁抚顺)抵达唐朝安东都护府(当时在辽东郡故城襄平,今辽宁辽阳),西行至营州(今辽宁朝阳)。这条陆路营州道翻山越岭,与海路朝贡道一起构成了“丝绸之路”自长安向东延伸的一环。

渤海国通过这两条朝贡道,输送了诸多物产和商品到唐都。渤海亦曾充当唐朝与日本之间贸易的桥梁作用,甚至渤海曾向唐朝献上“日本国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

渤海国派遣了数量众多的子弟进入唐朝学习,在唐向周边民族开放的科举考试“宾贡”中,渤海国人以极高的汉文化素养常常拔得头筹。他们在长安生活,与唐朝士人往来甚密,大诗人温庭筠就有一首著名的送别诗《送渤海王子归本国》。

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

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

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

渤海国在与唐朝的交往中,醉心于汉文化,特别是其政治制度“大抵宪象中国”,模仿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渤海国的“遣唐使”也极为频繁,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渤海国是唐朝一个典型的汉化“羁縻州”。

渤海国王虽然接受唐朝皇帝册封的“渤海国(郡)王、忽汗州都督”等官爵,但因其自身的强盛,有证据显示统治者已然自称皇帝。

贞惠公主墓碑

“武王”大武艺去世,第三代文王大钦茂逐渐开启了一个“文”的时代,渤海与大唐的关系也进入了亲密友好的快车道。文王之后,渤海国加紧向唐朝学习的步伐。在“遣唐使”的频度上,大历年间“或间岁而至,或岁内二三至者”。借助向唐朝派遣的人员,学习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唐朝制度和文化建设国家。

大祚荣时代开始,渤海国陆续派遣学生入唐求学,开元年间(713~741)、太和七年(833)、开成二年(837)都有明确的派遣记录,依照渤海频繁向唐朝所派朝贡使、贺正使、宿卫等广义“遣唐使”推断,没有被明确记录下来的入唐学生的数量应该更多。

唐朝时的宾贡进士以新罗人最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大文豪崔致远,他被称为“海东儒宗”;中宾贡进士者比较著名的还有日本人——如来自奈良的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他和崔致远一样都曾经在唐朝做官,与当时文坛上的名诗人也有唱和、交往。这是东亚士人具有共通的文化教养的绝佳范例。

在电影《妖猫传》中阿部宽饰演阿倍仲麻吕

相较而言,宾贡进士中的渤海国人不太被注意,但实际上他们的表现丝毫不逊于新罗人、日本人。而且,9世纪下半叶渤海国人乌昭度(亦写作“乌炤度”)曾位居宾贡进士之首,还一举力压新罗人李同,名在其上。这让新罗人引以为耻,朝野异常不满。乌昭度后来位至渤海国相,其子乌光赞在唐昭宗时也入唐参加宾贡考试,并与新罗人崔彦撝同榜进士及第。除了乌氏父子,文献记载中的有名有姓的渤海国宾贡进士至少还有高元固、欣彪、沙承赞等。

最令人惊叹的是渤海国城市对于唐朝都城(长安和洛阳)的模仿,虽然西古城(今吉林和龙)、八连城(今吉林珲春)等也都具有唐代城市布局的典型特点,但渤海国“第一代表作”非上京龙泉府莫属。

八连城遗址

上京城郭城呈东西横长方形,对以隋唐为代表的都城形制的模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由于渤海国杰出的文化成就,中原典籍称赞其为“海东盛国”,唐玄宗在给渤海国王的敕书中也说,“卿地虽海曲,常习华风”。如果唐代确实存在一个“东亚汉字文化圈”,那么渤海国与新罗、日本一样,无疑都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上京龙泉府模型图

此外还有一个国家邻近渤海国并与其长期并立,它就是位于渤海国南方的新罗。新罗曾响应唐朝的号召,准备发兵合击渤海。渤海也曾联系日本,企图对新罗不利。即便如此对立,渤海仍通过南京南海府与新罗都城保持陆海交通顺畅:陆路上有驿站相连,海路则紧靠海岸线。巧合的是,大唐帝国覆亡之后(907),渤海(926)、新罗(935)亦先后灭亡,这其中或许有历史的整体趋势使然。

渤海国与新罗关系诸面相

渤海国与新罗国之间关系的真相到底如何?让我们从“封”“和”“竞”“战”四个方面来考察。

“封”

新罗大文豪崔致远在一篇奏文中宣称,渤海国在建立之初曾遣使新罗国,“初建城邑,来凭邻援。其酋长大祚荣,始受臣藩第五品大阿飡之秩。后至先天二年(713),方受大朝宠命,封为渤海郡王”。依据崔致远的说法,渤海国在先天二年接受唐朝册封之前曾经向新罗这个邻居求援,关键的是渤海国的创建者大祚荣还接受了新罗五品大阿飡的爵位。

崔致远画像

在政权草创初期,渤海的领导者为了图存,不仅远交突厥,联络契丹,还迅速南下与新罗沟通,寻求支援。而纵观当时欧亚大陆东端的国际局势,新罗权衡利益,与渤海国结成一种政治关系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首先,在高句丽灭亡(668)之后、渤海国建立(698)之前,新罗与“盟国”靠山唐朝矛盾激化,甚至爆发大规模战争,史称唐罗战争(韩国称“罗唐战争”),其原因主要是“近水楼台”的新罗抢占百济故地和原高句丽部分故土及人口,而与唐朝“辽东之役”诸战争目标相冲突。新罗在战争中得利,但与唐朝关系迟迟得不到修复。由此,大祚荣遣使求援无疑有联手新罗共同对付唐帝国的考量。

有迹象表明,渤海国草创期的大祚荣不仅接受过新罗封爵,还允许突厥派驻吐屯,甚至跨海向日本寻求军事结盟。然而,唐朝的册封和承认最终解决了渤海国的生存问题,其他的封册也就变得不重要。

不论如何,渤海国与新罗关系史无疑开了个好头,或许这给后来磕磕绊绊的邻里关系中“和”的一面带来了希望,虽然现代研究者大多喜欢强调的是两位邻居对峙和反目的一面。

“和”

新罗国至少曾两度正式遣使渤海国,这在《三国史记》的元圣王本纪和宪德王本纪中载有明文:“元圣王六年(790)三月,以一吉飡伯鱼使北国。”“宪德王四年(812)秋九月,遣级飡崇正使北国。”这还是只是新罗单方面的记录而已,据此推测渤海与新罗之间互相派遣的使节应不止于此。

790年的第一次遣使,新罗和渤海都面临着与此前不同的内政外交局面。渤海国在8世纪60~70年代突然有一个频繁朝贡唐朝的时段,明显带有特定的政治意图,而8世纪80年代渤海国王亦曾遣使日本,特别是795年渤海使给日本桓武天皇的国书中说:“嵩璘(渤海国王名字)视息苟延,奄及祥制。官僚感义,夺志抑情。起续洪基,只统先烈,朝维依旧,封域如初。”有学者分析这是由于渤海国“国人”(豪贵阶层)势力的崛起对王权构成某种威胁,国书中透露出渤海王大嵩璘刚刚平息政局的信息。

新罗在景德王时期的8世纪50年代,大体完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构建:在新罗原有国土和新统一进来的百济、高句丽故土上,新罗设立了九州、五小京、四百余郡县。军事上,在全国地方上统一建立十支军区式的驻屯军——“十停”,中央则设置了以绿、紫、白、绯、黄、黑、碧、赤、青九种颜色区分的九个集团军——“九誓幢”,分别来自三个新罗人部队、三个高句丽人部队、两个百济人部队、一个靺鞨人部队。中央行政机构中包括“执事部”(相当于唐朝三省,掌国家机密)、“位和府”(管理官吏位阶)、“船府”(管理全国船舶)、“领客府”(主管外宾接待)、“议方府”(即理方府,掌管刑律)在内都进行了改组。

更重要的是,新罗在8世纪80年代着力经营北方边境:781年,派出使臣安抚浿江镇;782年,国王巡幸汉山州,并向浿江镇迁移大量民户,以充实北边;783年,任命阿飡体信为大谷镇军主。一种看法认为,这是新罗欲趁渤海内部统治秩序紊乱之际加紧北上扩张。但是,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新罗的北边经营找不到与渤海的直接联系,而更多的是国家内政整备的一个部分。因此,790年新罗向渤海国的遣使应该只是一次官方和平交往,虽然他们似乎没有取得彪炳史册的外交成绩。

812年的遣使“北国”是在790年第一次遣使后第十二个年头,这时渤海国政局继续动荡,王位更迭频繁,统治集团围绕最高权力持续纷争。渤海与唐朝保持着通使“朝贡”,但与日本之间围绕国书违例事件等出现了不愉快。渤海国为了扩大对日本的交流贸易想要缩短去日本的时间间隔,多次与日方交涉,并终于在798年大昌泰赴日时如愿以偿。然而,此后十年间渤海却未派出任何使臣,学者分析这正是渤海国内部出现麻烦的表现。811年日本遣渤海使林东人归国之际,以渤海国书“不据常例”为由拒绝接受国书,径自返回日本。

此后日方未再派出遣渤海使,且在814年渤海使臣再度踏上日本国土时重新提起这个问题。渤海国大使王孝廉表示:“愆在本国,不谢之罪,唯命是听者。”天皇则谓:“不咎已往,容其自新。”与这种情势相对比,新罗的外交格局则较平稳,与唐朝平均两年一次遣使朝贡的同时,新罗还与日本短暂地恢复了此前甚为冷淡和龃龉的国交。因此新罗812年对渤海的通使,或许有着刺探邻国内部详情的意味,同时新罗也占据着对渤海外交的主导地位。

到10世纪初时,唐朝灭亡了,渤海国西邻契丹却蒸蒸日上,征服了党项、沙陀、奚等部,渤海国也成为其攻击对象。渤海国再次面临生存危机,不得不积极向新罗国及其北部割据的后高句丽国求援,渤海末王十五年(921),“王遂与高丽修好,并通婚姻。”末王十九年(925),“王惧契丹见逼,遣使与新罗结援”。可惜他们都没有援助渤海,渤海国终被契丹灭亡,新罗、渤海的二百年邻居关系也随之结束。

“竞”

两国也存在着持久而广泛的竞争——无论是在科举的“考场”、外交使节林立的“官场”,还是在驱动东亚贸易圈的“商场”,甚至是在真刀真枪的“战场”。

“考场”。在唐朝开设的宾贡科中,渤海国与新罗国都有一种文化优越感,与对方“争长”,也就是在科举成绩名次上位居对方之上。比如,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渤海国乌昭度宾贡试及第,位在新罗人李同之上,就曾引起新罗朝野的震动,以崔致远为代表的士大夫文人不止一次提及此事,将之视为耻辱,耿耿于怀。唐昭宗天佑三年(906),渤海国乌光赞与新罗崔彦撝同榜登第,是年渤海国相乌昭度朝唐,也为其子光赞登第“争长”。总结起来,宾贡“争长”不仅是名次问题,还与文化水平、国际地位有关,体现着新罗、渤海两国在国际上的文化竞争。

“官场”。唐昭宗乾宁四年(897),渤海王子大封裔朝唐贺正时,上表要求唐朝皇帝准许渤海使臣居于新罗使臣之上,以提高渤海国的地位。这次外交“争长”,是国家间更为直接的竞争。崔致远在《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代表新罗王激烈反对渤海人欲变更国名先后、渤海应居于新罗之上的做法。虽然唐昭宗最终否决了渤海人的请求,反映出唐朝对新罗、渤海“两蕃”的某种认知,但在实力对比上渤海国已跃居新罗之上,处于“下代”衰落期的新罗王朝中央权力不断被侵蚀,地方豪族势力抬头,风雨飘摇。

“商场”。新罗与渤海国在东亚海上贸易中都发挥了桥梁作用。新罗兴盛一时的清海镇,在以大使张保皋为首的军事与贸易集团的推动下,在唐朝、新罗、日本之间广泛建立贸易据点,构建贸易网络,一度垄断着东亚环中国海的贸易。新罗人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在唐朝的影响下十分发达,在唐朝中央财权部分下放导致地方商人崛起的时代,新罗、日本也都出现类似的情形,受到新罗国家支持的清海镇由此主导东亚贸易几十年。渤海国位于东亚北部,通过陆海交通,西面联系内亚诸民族和唐朝帝国,东面借助日本海联系日本,与新罗贸易的中介性一样,逐级交换大陆物品与日本物品的利润是很可观的。

渤海与新罗的“官商贸易”在那个时代在竞争与合作中完成了东亚贸易圈的空前整合,为10世纪以后更为开放和活跃的民间贸易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战”

渤海与新罗之间曾经从“封”到“和”,其实他们也从“竞”到“战”。

732年,渤海国大武艺大举发兵进犯唐朝边郡,唐朝派太仆员外卿金思兰返回新罗征兵抗击渤海。唐朝皇帝加授新罗王为“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要求新罗王发兵攻渤海国南境,以牵制渤海。十万新罗大军迅速出动,进攻渤海国南部边境,但是因山路险阻,加上天气严寒,雪深丈余,新罗军队的士卒死者过半,这次军事行动无功而返。这是新罗与渤海之间的第一次战事。

9世纪初期,渤海宣王大仁秀的即位结束了政局动荡期。《辽史》记载,“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罗,北略诸部,开置郡邑,遂定令民”。《新唐书》也说,“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但未提及新罗。马一虹先生的研究认为渤海在此一时期逐渐占据军事上风,虽有南下企图,但对新罗北境的拓展并不多。新罗9世纪在北部边疆修筑长城,征发民力着力经营。819年,唐朝平定李师道叛乱而从新罗征调三万军队;822年,新罗国内熊川州都督金宪昌发动叛乱,渤海宣王趁着这两个时机,对新罗施以打击,但是从史书对大仁秀的评价来看,渤海此时的北进,也就是对靺鞨世界的征服成果要比南下更大。

总体来看,渤海国与新罗国的这一对邻居之间,既有心平气和,也有剑拔弩张,既有遣使求援,也有兵戎相见,绝不应过度强调某一断面。而在唐朝看来,渤海国和新罗都属于其藩臣,唐代“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设置初衷便是管理渤海与新罗“两蕃”事务。当然,系统观察东部欧亚世界中更多的族群与国家关系,或许能为更好地理解这一对邻居提供更多细节。

小结

从渤海国与东部欧亚世界的多元外交视角,能够更为超脱地观察渤海与新罗关系的特点。在唐朝看来,渤海国和新罗都属于其藩臣,唐代“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设置初衷便是管理渤海与新罗“两蕃”事务。

渤海国主要京、府的设置,与其最重要的对外联络交通道有着密切联系,这些京、府所对应的交通道分别是:东京龙原府的“日本道”,西京鸭绿府的“朝贡道”,长岭府的“营州道”,扶余府的“契丹道”,南京南海府的“新罗道”,以及上京龙泉府以北的“黑水靺鞨道”。

通过辐射状的陆海交通线,渤海国完成了与唐、日本、新罗、靺鞨的多元外交。其中,渤海国与新罗的关系,经历了从册封关系、和平交往关系到外交竞争甚至兵戎相见的战争关系的演变和反复交叉,呈现出复杂的变化和多面性,而不是学界以往较多强调的两国始终处于对峙状态的单面性。

原载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14辑, 2016年

书名:《唐朝与东亚》

作者: 冯立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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