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论与中共经验 为什么外界读不懂机构改革

为时一年半的中国“党政机构改革”，在观察人士的沉寂中暂告一段落。但是外界的沉默，无碍于此次改革的重要性。如果说2012年的“习王反腐”是险峻的“火中取栗”，那此次机构改革，虽然不是一出大戏，但是确是沉默的“风暴”，是习近平“居安思危”理念的集中呈现。今天中国处于世界百年格局“大变”中，不再如100年前是看客，而是站到了变局的舞台中央。如何掌控中国这艘大船安然度过“变局”的暗涌，更加现代化的体系、机构、制度就是“船桨”，是整艘船的“控制力”。因此，100年后，当后人回望这个时代，希望他们在评价中国的时候，能够看到这次机构改革的重要性。

中共决策机制的决断性及执行力等正在受到挑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宣示要进行党政机构改革保持组织优势，7月初，中共七常委坐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宣示初步工作完成（图源：新华社）

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一个是对共产党的认识，一个是对于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的认识。但今天整个西方政界和学界出现的一个现象是，越来越多的政客和学者开始认同中国模式，尤其是其中的产业政策，但是对于“中共模式”，或者说中共在建立“中国模式”中的作用，因为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正确”的道德压力往往是视而不见或嗤之以鼻。

他们有一个普遍的认知，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容否认，但是因为这是一个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再加上集权国家在产业政策制定上更容易“集中力量办大事”，例如二战前的德国，苏联，在发展初期都会狂飙突进。但是在发展的可持续上，集权国家往往不如所谓的民主国家，狂飙突进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停滞。这种认知不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扩而充之，只要中国的做法没有向西方看齐，中国就是不对的，中国就要走衰，中国就要崩溃。这种思想是长期以来西方“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的理念基础之一。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他们能看到的只是中国发展的结果而难以真正读懂中国发展的逻辑，尤其是中共模式在其中的作用。

中国模式，与中共模式，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简单的说，没有中共的领导，也就无所谓今天的中国模式。因为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在于其决策力，持续性和执行力上，远胜西方。具体来说，一是决策机制具有民主性同时具有决断性。二是政策制定具有长期性，谋定后动。三是整个组织具有执行力。

进一步的解读，为何说中共高层，也就是观察人士和坊间喜欢代指的“中南海”，在制定任何一项决策——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其机制具有民主性同时具有决断性。这种机制包括广泛的协商民主和“新型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说是具有“民主性”，因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仅仅是“党”的体系内，自上而下就有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委员会等机构或制度。任何一项决策，绝非西方人臆测的那样“独裁”，而是事前通过极为充分的民主商议，一层层讨论研究，才能最终下达。在“党”

的系统做决策的同时，国务院的政府体系，人大，政协，也都会通过各种渠道吸纳意见，层层汇集，其中争论、意见很大的问题，会被重点圈出，甚至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还会专门进行说明。

但是这个过程，不显山漏水，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有媒体的高度曝光，有学者、在野党的高频率的政论，甚至公投。所以中共的整个“民主机制”是藏在水下的，当然也不是给民众去看的，而是让“学者”、“专家”等“精英”去参与。但是“看不到”不意味“没有”。从国际实践的比较来看，中国民主决策机制的质量总体上高于西方。

在一定范围内的民主性后，中共更大的优势在于其决断性。一项重要政策，中共的习惯是充分的民主讨论后形成意见稿，自下而上传达，再有政治局常委会综合各方意见作出最终决定。可以想象，每一个组织或者团体，在提供政策意见时，一定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做判断，而缺乏全局性。没有任何一个政策能够照顾到所有人利益的，尤其是一些更广泛的民主体制内，一个居民的抗议可能会让一个城市发展延缓数年。这个时候必须要有所取舍。取谁？舍谁？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中央”，一个“集权的中央”能够做出宏观判断。不犹豫，不拖沓，这是中国能够保持高速发展的“锦囊”。不否认这个过程中会有人的利益受损，这也是西方和东方价值判断中最大差别之一，西方认为，每一个个体都要得到最大利益，中国人从来相信，个体在集体之中，在难以保全所有人利益的情况下，就必须要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当然，“决断性”的优势，在过去几年也在中国政治体系中受到严重的挑战，就是“九龙治水”，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也是此次习近平要推动机构改革的真意，因为如果不能保持这些组织优势，制度优势，面临世界格局之变，中国难以轻舟而过。

其次，中共的组织文化、机构文化还能保证其政策，具有“长期性”、“连续性”。这一点也是西方政客对于中国能够取得成功，高度认同的一点。 

一个国家的发展，尤其是一个拥有14亿人国家的发展，有规划胜过没有规划，有长期规划胜过短期规划。西方政治制度下，任何一项政策比方说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的医疗改革，往往是极小圈子里作出的决定，然后与各种利益集团讨价还价，最后形成一个非常繁琐的、最后很难执行的文件，然后通过公关公司出售给公众（sell to the public），结果再换了一个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以后就被全部推翻。这种做法在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体制下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任何一项国策，如改革开放，如经济发展，都是具有长期连续性的。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政策，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政策，直至习近平上任后，无论是习近平上任后的“新南巡”宣誓，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昭示的“二次改革”，还是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对于“市场地位”的重视与升级，都能看到“旗帜鲜明”的贯彻。这种“连续性”，既能够让民众“安心”，也可以让来华的外资企业感到“踏实”。这是1978年之后中国对于外资吸引力不断上升的根本。无论对于此次中共机构改革如何解读，没有人会认为，机构改革会让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出现动摇，这种信任就源于中国政策的“持续性”。 

最后一点，中共的各级组织，都具有强大的“执行力”。当然，这也是过去一段时间，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认为整个国家机器出现问题最多的地方。前文所说，中共政策具有持续性，以十分具有社会主义国家特色的“五年计划”为例，中国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很经典的案例。 

但是，机构的臃肿和人员的无为，已经开始构成今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对“百年变局”最大的挑战。“九龙治水”、“政令不出”，李克强数次拍桌痛骂“官员无为”……任何一个王朝衰败的末期，都是从官僚系统臃肿和官员的腐败开始的。读懂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习近平上任之后，就要“火中取栗”，拿掉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明白“火”为何，“栗”为何。 

此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缘起于此。执行力的优势在丧失，各级官员都存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且部门与部门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利益藩篱愈加严重，争功皆上，有事退让。不仅执行力大打折扣，政策决断性，延续性以及组织优势、制度优势都受到严峻挑战。中南海为了匹配现代化的需求，就不得不动刀，刀刃内向的机构改革。此次机构改革就是“居安思危”，尽管外界没有看到明显的“问题”与“矛盾”，但是必须要变，时不待人。这种严峻性，是只会“壁上观”的看客们无法理解的。

中共的组织与制度有没有问题？当然有，甚至很多，比如腐败，比如过度的集权或分权。但是中共五代人所构建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共方法，中共经验，仍然是在西方制度已经“异化”，出现特朗普等“异类”之时，给人类提供的有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