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以“文明与野蛮论”定性新疆问题（图）

在中西之间围绕新疆“再教育营”问题的交锋持续之时，中国官方罕见一年内两度发布有关新疆问题的白皮书。继2019年3月发布《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7月21日再度发表《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从历史的角度对新疆问题的立场做了说明。这也是自2014年以来中国官方连续6年发表新疆主题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从新疆维吾尔族的历史和文化源流对新疆问题做了澄清，并罕有地指，中国官方在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是“人类正义、文明对邪恶、野蛮的斗争”。白皮书也指，维吾尔族并非突厥民族后裔，新疆亦非“东突厥斯坦”，伊斯兰教也并非维吾尔族“天生信仰的宗教”。

这份白皮书发布后，以新疆独立为目标的“世维会”谴责北京“窜改”和“否定”维吾尔人的历史，而在世维会的声明中，仍然称新疆为“东突厥斯坦”。不过，相比中国政府白皮书中列举的诸多事实，世维会并未为自己对北京的指责提供足够细节。

相比于西方将新疆问题定性为民族与宗教“迫害”，北京眼中的新疆问题并不指向特定民族和宗教。（Reuters）

“文明与野蛮”

这份白皮书最引人关注之处在于，它将新疆反恐、“去极端化”定性为“人类正义、文明对邪恶、野蛮的斗争”，并称这种举动“理应得到支持、尊重和理解”。

这种定性显示出，北京正在用更高的视角向外界解释新疆问题的本质，意图为新疆治理赋予更多的普世色彩，以获得更多国家民众的认同和理解。

实际上，西方对新疆问题的认知很多时候存在简单化的倾向，其根源在于对新疆的历史和现状的认知了了。他们习惯于将新疆问题等价于维吾尔族和伊斯兰教的问题。但实际上，在北京眼中，新疆问题的本质，既不是某个特定民族的问题，也不是某个特定宗教的问题，而是恐怖主义和暴力犯罪的问题。因而，中共治理新疆并非西方所渲染的，是要打压维吾尔人，或者压制伊斯兰教，而是针对极端暴力行为而来，本质上是社会治理问题。

中国官方对新疆问题的定性避免与特定民族、特定宗教相联系，而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普世立场向外界加以解释，无疑有助于诸多伊斯兰国家消除对中国的误解。因而，外界可以看到，相比于此前22个西方国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信函，将新疆问题与维吾尔人和伊斯兰教挂钩，指控中国“宗教迫害”，包括沙特阿拉伯等伊斯兰国家在内的30余国驻中国大使在随后向同一机构递交的信函中，却对中国的立场表达了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北京从历史维度澄清新疆问题

在西方的认知中，似乎一提新疆民族问题就是维吾尔族，一提新疆宗教问题就是伊斯兰教。除了刻意的政治话题操弄外，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新疆民族和宗教状况缺乏知识。

因而，中国官方此时发布此份关于新疆历史问题的白皮书，目的便在于从历史源流的角度，澄清对新疆问题的误解和模糊认知。也就是说，新疆民族问题并不只是维吾尔族的问题，宗教问题也并非只是伊斯兰教问题。中共治理新疆的标的，不是狭隘指向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

首先，从新疆民族问题上，这份白皮书指，维吾尔人不是突厥人的后裔，先民的主体是隋唐时期的回纥人，后来又融合了吐鲁番盆地的汉人等等其他种族的人构成近代维吾尔族的主体。新疆并非“东突厥斯坦”。

有关维吾尔人是突厥人后裔的说法是可疑的，因为，正是维吾尔人的祖先回鹘（回纥）人，与中国的唐王朝联手灭亡了突厥汗国。除维吾尔族外，在新疆仍居住着汉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满族、俄罗斯族等其它早已定居在新疆的民族。将新疆人等同于维吾尔人，剥夺了新疆境内其他民族的身份权利。

再者，从新疆的宗教问题上而言，白皮书指，伊斯兰教既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的宗教，也不是唯一信仰的宗教。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地区，与阿拉伯帝国兴起和伊斯兰教由西向东扩张有关。而白皮书所说“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是宗教战争和统治阶级强制推行的结果”，也断然否定了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是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结果。

由于新疆的地理位置，实际上这个地区在历史上从来都是民族、宗教文化迁徙、传播的孔道。而“疆独”组织所潜在的排他性的种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倾向与这种现状并不相容。正如达赖喇嘛的“大藏区”一样，“疆独”意味着，必须驱逐或压制现今在新疆居住的许多别的民族，并且在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间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那么新疆的最后结局就是民族和文化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