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派“消声”的两面性（图）

近年来，曾经高调活跃于公共舆论场、引领思潮的中国自由派，日益趋于平静和消声，普遍沉寂，偶尔才会在舆论场激起一些涟漪，如去年的“Me Too”运动、问题疫苗事件、今次香港修例风波。与之相反，来自左派、民族主义者反倒更加活跃，反思和批判自由派的声音明显增多。而曾经被中国自由派视为灯塔的美国，自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以来，逆全球化大势，大打贸易战，毫不掩饰的美国优先，对于自由民主的不感冒，赤裸裸利益导向，更是令一些中国自由派产生困惑。值此之际，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国自由派及其近年来在公共舆论场上的“消声”。

中国自由派的“消声”，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社会多种思潮的兴起和世界范围内自由主义遭遇的困境，有助于世人重新认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从价值层面来说，的确具有普世意义，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人性。

关于这一点，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Georg Hegel）到福山（Francis Fukuyama），都是从人性本身来解释的，他们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在于人类有一种寻求“承认”的需要和冲动，而自由和民主恰恰最能集中满足人类这一属性。正因这样，如荣剑所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确已经形成了丰厚的土壤”，“自由权利、人身安全、法治秩序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已经深入人心，不可阻挡”。

鉴于近些年来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频繁遇挫的遭遇，世人有必要重新认识自由主义。（Reuters）

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经济同样是人类社会伟大的经济制度设计，能充分激发人的创造力，极大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目前中国自由派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把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意识形态化、西方化，忽略了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根基和现实国情。在市场经济上，自由派同样陷入迷思，有沦为原教旨市场主义的风险。

有鉴于此，中国自由派要解放思想，要看到理论的局限性和适用性，不可自视为高人一等或先进文明的代表，也不要有道德优越感，而是应设法与现实国情结合。

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公共舆论监管部门对于自由派的严厉管控，已经被普遍认为超出了合理限度，造成了知识界的普遍焦虑，限缩了社会活力和公共舆论监督空间，不利于全面深化改革、国家长远发展。要看到，中国自由派固然有其短板和不足，监管部门对一些激进的自由派进行必要管控，也许有其政治需要，但绝不可形成管控的路径依赖。

毕竟，多数中国自由派还是基于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向善初衷来建言，他们也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甚至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获利者。他们的主张尽管有失意识形态化，但其倡导的一些观点、价值，是契合中国改革的方向，也在全社会拥有人性基础。

现阶段对他们过于严厉的管控，显然不利于统战，也会激起很多人的担忧。事实上，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那么多人焦虑走回头路，甚至在高层反复释放积极信号和政策的背景下还不放心，一个根本原因是近年来对于公共舆论尤其是自由派的管控过于严厉。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团结知识分子，推动国家进步，北京要更自信地有序开放公共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