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壁”四大殖民遗留 香港失去最关键22年（组图）

香港街头运动的蔓延会否会在事态平息后引起人们的省思？（VCG）

香港反修例运动的潮水尚未褪去，但对于这场旷日持久运动的检讨与省思不能无限期延宕。事实上，香港回归22年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舆论已再三示警香港社会不稳甚至可能爆发大规模“动乱”。只是很显然，相关各方一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或者即使已有深切警觉亦无力扭转局面，只得坐视局势进一步恶化，错过了弥合社会撕裂的绝佳时机。

回溯22年前，为减少香港回归的阻力，中国中央政府基于“一国两制”承诺做出了相当多的让步。这些“让步”在今天看来，的确让香港在一个相对舒服和平稳的环境中完成了主权转移。此后香港社会上下从官方到民间都没有及时主动地走出这种“舒适区”，完成去殖民地化转型，依然沉浸在殖民地时代的想象中。

人们期待，这场香港街头政治运动能够警醒香港，也可以令当事各方不再对一些深层次问题熟视无睹，即便这种去殖民地化过程可能极其困难和痛苦。

中环夜景，代表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力量。（VCG）

其一，对于香港数十年来所形成的管治秩序来说，官商共治的模式已经成为众矢之的。

以此次修例而言，本身即相当程度上打上了香港商界力量干预的烙印。事实上，这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而是在1970年代香港商界承接经济全球化产业转移的便利而崛起为香港社会主导力量之一时便埋下伏笔的。在港英时期，香港商界包括华人商界力量便已经作为社会精英阶层介入管治。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筹组及其之后的施政过程中，这一社会上层又成为北京所依靠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但是，这一力量也的确在塑造今天香港社会各阶层矛盾中扮演重要角色。香港普通市民尤其深受就业、住房等现实生存压力的青年学生群体不满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对香港政府的管治能力产生质疑，也多集于此。长期以来，基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北京很难直接介入香港管治，而直接掌握“政权”或者对港府施政拥有极大话语权的香港商界自然更无改革动力。而一旦社会不满发作，谁来负责？

2017年香港回归20周年，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曾南下出席林郑月娥团队的就职典礼，曾告诫其三句话，其中第二句是“为官避事平生耻”，称香港社会政治环境十分复杂，在香港当官不是一件轻松舒适的事情，“全面贯彻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务实解决经济民生方面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困难，加强对青少年国家历史文化教育，依法打击和遏制港独活动，维护香港社会大局稳定，都需要大家迎难而上，积极作为，有时候还要顶住压力，保持定力”。

香港实行与英国相通的普通法系，法官资历极为重要且一般终身。（多维新闻）

其二，香港社会赖以为傲的法治精神和司法体制受到挑战。

香港开埠后，英国殖民当局移植本土普通法建立香港的司法体系。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不仅英国殖民时期所确立的司法体制基本得到保留，而且被顺利地转化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体系，甚至其外籍法官成员也得到留任。

对于前者，北京时间8月24日在全国港澳研究会重温邓小平重要讲话专题座谈会上，前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称，1997年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根据基本法对香港原有法律进行了全面审查，港英年代制定的绝大部分法律被允许过渡到1997年以后，采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这形成了“一国两制”的法治体系，成为维护“一国两制”最重要、也是唯一的法治保障。

事实上，这一法治体系在整体上一直沿用至今。

而对于一直饱受争议的外籍法官问题，虽然至今对其利弊仍然没有定论，但是这确实是事实。根据香港回归后的制度设计，除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必须是具有中国国籍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外，其他法官的聘用并不受限制。根据媒体统计，香港终审法院14位法官中，外籍法官就有10人，占比高达71%。高等法院累计37名法官中，有外籍法官8名（截至2015年）；区域法院37名法官中，有外籍法官6名；裁判法院82名法官中，有外籍法官2名。

在舆论看来，外籍法官尤其是拥有英国及其联邦成员国籍的外籍法官大比例存在于香港司法体系中。这不仅仅是出于专业精神追求而形成的法官终身制惯例所形成，也是英国殖民地的“遗迹”，时刻影响了香港市民对法治的政治认同。

其三，香港社会的永久居民制度被认为是造成今日香港社会政治认同混乱的诱因。

不同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居民拥有公民概念，香港社会是由“居民”来组成的，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

香港回归之前，北京曾经的确有对“香港人”的国籍问题进行过讨论。彼时，作为一个国际自由港，香港居民中不少是拥有双重国籍的“外国人”，他们在香港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但是其中一些对香港回归后的前景充满犹豫，强行推进改籍中国不现实。所以，退而求其次，考虑到法理上讲不存在“香港国籍”（因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并不是主权国家），以是否加入中国国籍来限制非中国籍“居民”权利又可能出现逃港潮，于是只好淡化公民概念、国籍意义，对非中国国籍的香港永久居民采取一视同仁态度，保留其一应政治权利。

但是，这便造成今天的尴尬局面——即使不持有中国国籍，而持有外国国籍，只要是香港永久居民便可享有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几乎所有“公民权利”，甚至还可以担任公务职务（除香港政府和司法机构的主要官员外）。

很显然，这种香港殖民地时代遗留下的特殊居民制度，事实上是无法保障所有香港永久居民会对中国国家利益产生认同观念的。

香港学校教育体系中， 殖民地时代形成的英文教育优势依旧。（台湾中央社）

其四，香港的现行教育体系和教育环境也不利于今天香港社会对中国产生国家认同。

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早在“七•一”之后便对香港教育体系做过检讨。其实，这种检讨并不是偶然的。

在此修例期间甚至更早前，香港中小学教育课程便被曝光内容多有贬损内地、暗示陆港矛盾以及美化“占中”运动等内容。其实，香港政府回归以后亦曾试图通过通识教育等灌输国家认同，但迫于阻力重重的现实，港府一让再让，最终通识教育成效寥寥。不独于此，在通用语教育方面，港英统治时期，英文教育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虽1980年代“母语教育”得到鼓励，但是英文教育的优越地位早已根深蒂固。这一状况甚至在1997年以后亦不见改观，香港社会保持浓浓成见，认为英文教育才是优质教育的象征。

1997年港府颁布《中学教学语言指引》推动母语教学，此后又有微调，但是至今香港500多家中学中114家特别申请并经过审核的优质中学被准予采用英文授课。这更令外界认同这一根深蒂固的“成见”。

而与香港被殖民经历相似，但澳门在后殖民时代的教育下便与香港相距甚远。澳门《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将中华文化教育作为教育的总目标之一，提出要培养学生“能以中华文化为主流，认识、尊重澳门文化的特色，包括历史、地理、经济等多元文化的共存，并培养其世界观”。据报道，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其中国民教育得到加强，87所大中小学升挂国旗实现全覆盖，人民教育出版社（澳门版）历史教材进入澳门学校使用等。

所以说，香港今天之问题爆发，既肇端于社会矛盾的积累（几乎时刻处于点火就着的临界点），又很显然是在22年间去殖民地化极其不彻底的土壤中潜滋暗长的结果。而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矛盾激化，尤其是今天的反修例街头斗争，这一切能否引起香港社会上下的自我觉醒，尤其是执政当局？还是仍然寄望“击鼓传花”，任由类似斗争葬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赖以存续的法治秩序？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