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中共“斗争史”（图）

当习近平今天提起“斗争”时显然并非激进的阶级斗争。（Reuters）

中共官方喉舌似乎已很少集中释放如此充满火药味的政治信号。尽管舆论可以理解现阶段中共所遭遇了暂时性的困难，但是像央视新闻联播中一口气出现58个“斗争”那样，仍然令不少人大感意外……

北京时间9月3日，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鼓吹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的长篇讲话并未被全文发表，但即使如此，摘选的部分已经足足出现了58个“斗争”字眼。很显然，这会让一些对中共既往“斗争史”特别敏感的自由派学者再度感到疑虑。不过，这种忧虑可以说是多余的。今天，当习近平在讲述“斗争”时，显然并非重演当年敌我矛盾你死我活斗争的历史，尤其是对一个阶层一个个体的精神和肉体“专政”，而是对说保持应对当下复杂的恶劣形势的革命性和“战斗力”。

从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上说，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共在草创阶段险恶的斗争环境中继承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并用于指导自己的“革命实践”。1949年前中共正式取得全国政权之前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其诞生在上海之时便处在各种力量的监控之下，此后北洋政府、西方殖民势力、日本侵华势力，以及国民党右翼力量和地方派系，每每让其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所以，彼时的中共不得不拿起武器进行斗争，而且多半是真刀真枪的军事斗争。

当然，这期间在外部生存压力下，当时弱小的中共党内也存在激烈的斗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曾经在建政后总结中共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其中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李立三路线、瞿秋白路线、罗章龙左倾冒险机会主义、张国焘分裂路线和王明的分裂主义先左后右机会主义路线等六次即发生在这一阶段。这些激烈斗争并不仅仅是思想层面上，甚至还包括党内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有必要的生存斗争，也有血泪教训。

中共建政后，一直到“文革”结束，整个毛泽东时代都沉浸在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斗争中。尽管战后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造运动一直在进行，但是至今回望那个时期，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肃反和实行无产积极专政，反右倾、反右派，才是彼时中国社会的主基调。在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的年代，中共高层很显然没有一直准确评估“斗争”，没有对革命的路线、形式、目标做出调整。于是，在这一阶段，“斗争”成为了很多人尤其是自由派学者眼中“灾难”记忆的代名词。

在今天的中国，“斗争”几乎已经成为历史词汇，它很轻易地触动人们对毛泽东时期形形色色的“政治斗争”（对党内，当然也包括对党外）的想象。“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因此被称为经典的“斗争”哲学大师。

“斗争”在中共官方话语中出现的频率在“文革”结束后迅速降低，邓小平除了在阐释反腐败、1980年代“打黑”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问题上仍然会沿用“斗争”论调外，很少如此尖锐地形容其他政治危机。此外，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依然以低强度的形式存在，比如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最初争论，比如对待民主化的分歧。

事实上，从整个1980年代来说，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彻底破产、国内政治空气的松动，中共高层已经逐渐缩小甚至放弃以“斗争”来解决国内矛盾的思想。

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似乎更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1990年代中国缓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并在进入21世纪时成功加入WTO，中共对外部敌对势力的应对也随之降低“调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闷声发大财”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正确。

但是，“忽略”并不是表示这些风险与挑战会自动消失。围绕“做蛋糕”还是“分蛋糕”以及“分蛋糕”的合理性、合法性，中国社会内部发生激烈的争议甚至矛盾冲突，并进而动摇了中共的统治根基。中共被迫要对利益多元、贫富分化、阶层对立做出表态，甚至激进的社会变革——这并不容易，甚至通常会带来致命的改革风险，因此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似乎很不情愿去采取有力的动作兑现执政党承诺。再者，当年为了打开“改革开放”局面，北京对外做出了那么多妥协，比如搁置领土争议共同开发，比如“漠视”危害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行为，可以说，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共高层一直回避这些潜在的隐患，整个国家机器也采取一种“模棱两可”毫无原则的姿态。

强势的习近平从2012年便从反腐败斗争入手，改变整个党和国家机器毫无原则和底线的涣散状态。

当时，第一个危机可能来自意识形态领域。习近平并不认为胡温时代的言论宽松是一个可以值得炫耀的功绩，相反他称当时社会上各种思潮泛滥，各种乌七八糟的东西侵蚀了党员思想，冲击了他们的信仰，所以必须要依赖喉舌重夺话语权。而随着中国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内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各种矛盾风险尽数浮出水面，要求中共无法继续维持一种“回避”的姿态、闷声发大财的姿态，而必须表现某种强力和有为的姿态。

此次习近平发表讲话正值中美贸易战和香港反修例局势依然未明朗之时。面对未来可能跻身中共省部级政治明星的中央党校中青班学员（多为厅级的储备官员），习近平警告了五大风险挑战：

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

尽管这一开班式以“斗争”为主题并不必然与暂时性的当下挑战密切相关，但从2019年底习近平对省部级官员警示“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风险，甚至更早之前的各种安全立法，足以表明面对“大气候”的变化，中共开始在紧张地进行动作。当然，外界有疑虑，比如“斗争扩大化”问题、斗争的形式问题，这些恐怕已经与人们记忆中的“斗争”性质大不相同。但是，可以确信的是，如今在中共语境中，“斗争”并不只是针对特定的“敌人”，其本质更加不会是对具体个体的肉体消灭。时代已经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