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灯下的李嘉诚 不要苛求资本家成为慈善家（图）

香港反修例游行引发的混乱局面将解决香港社会经济深层次矛盾的迫切性摆到了台面上。正在香港政府考虑启用《土地收回条例》的可能性时，手中握有大量囤地的香港资本大亨们已经主动行动起来。从9月25日到27日，香港“四大家族”中的三个——新世界发展（创始人郑裕彤）、恒基兆业（创始人李兆基）、新鸿基地产（创始人郭得胜）已捐出手中囤积的农地或表态支持政府收回农地，以加快兴建公营房屋。

不过，四大家族中的李嘉诚家族却“逆潮流而动”，明确表态“不会跟进三家的善举”，并称还需“再研究核算一下”。这样的措辞再度受到舆论的批判，让因为一句“黄台之瓜 何堪再摘”被贴上政治上的骑墙派标签的李嘉诚，在不少中国大陆和香港民众那里被视为一个锱铢计较、不体恤民生的冷漠资本家典型。

的确，“研究核算”的措辞，表达了这位资本大亨精于计算和审慎的一面，不过，这位大亨或许不应为此受到苛责，因为，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香港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原本的运作逻辑，也是一个企业家对自家企业负责的态度。

“黄台之瓜 何堪再摘”的暧昧表态，让李嘉诚在中国大陆舆论中被视为政治上的骑墙派。（香港01）

由于香港特殊的财政制度，在四大家族们的财富构成中，从政府手中买来的囤积在手中的庞大公地，蕴藏着巨大的随时可以变现的财富。而在另一面，香港青年在抱怨香港房价如何高不可攀，许多香港人居住在面积局促的住房中。

就在香港反修例游行事件爆发前不久，中国大陆也曾经经历一次围绕资本家的“剥削”而来的“996工作制”（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争议。当马云等资本大佬将“996工作制”视为个人的“奋斗”和“福报”时，许多中国大陆年轻人抱怨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被动的“剥削”。

“剥削”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有词汇，在中国大陆的半社会主义半市场主义的政经体制下，这个词被自然而然地用来形容中国大陆年轻人在资本控制下的某种无力感。香港青年和普通民众的无力感更加深切，但香港街头示威者“五大诉求”的矛头，并未指向李嘉诚等大亨手中囤积的土地。

这场捐地潮流的焦点原本不应是李嘉诚家族，因为相比于新恒基在四大家族中持有多达45%的农地面积，李嘉诚旗下的长实地产只持有9%。即使新恒基捐出数量不少农地，但从绝对值看，新恒基持有的剩余农地面积仍远超李嘉诚家族。

对李嘉诚的指责更多地来自中国大陆舆论，尤其是中国大陆官方媒体的指向性报道。这些中国大陆媒体批评李嘉诚在政治上的暧昧态度，并将这种批评蔓延到他所代表的资本角色上。他们呼吁这位大亨“不应只打自己算盘、囤地居奇、赚尽最后一个铜板”，认为他在“收地建屋，刻不容缓”的局面下，扮演着阻挠这项政策的“利益集团”的角色。

事实证明，中国大陆的舆论压力起到了效果。三大家族祭出善举，让李嘉诚家族再次成为一个“另类”。“黄台之瓜 何堪再摘”的模棱两可的骑墙态度，已经让这个家族在中国大陆备受指责；而此次再次“自绝于人”，更加深了中国大陆公众和媒体对其的不佳观感。

从一个企业家的角度而言，三大家族让出手中土地，一定会对企业收入造成不小影响，因而，很难说得清楚捐地的三大家族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自愿，多大程度上是慑于舆论压力。从资本家到“慈善家”的身份转换，应该多少还是有些为难的。

只是，李嘉诚看来坚持从企业家的身份考虑捐地的问题，而拒绝在这个问题上成为一个“慈善家”，尽管他曾经捐出不菲的财富用于中国大陆的教育和慈善事业。人们搞不清楚，这个曾经在中国大陆熟谙政商关系运作的人，如今为何如此执拗，不懂在大势前让步。不管怎样，资本家李嘉诚看来不愿意成为慈善家，也拒绝从政治家的视角来考虑问题。

不过，反过来说，外界也无需为此苛责李嘉诚，无论是法律层面，还是道义层面，李嘉诚都没有义务拿出自己通过合法途径买到的土地，他的“不打算跟进”和“需要核算一下”的审慎态度，只是尽到了一个企业家的本分。

在法律层面，法律和社会政策的改弦更张的责任更多是在政府和立法议员们的身上，他们有权决定政策议程，如果香港政府启用《土地收回条例》，在这个过程中，想必李嘉诚会是个“遵纪守法”的参与者，依照香港政府的法定程序，将自己手中的囤地交出并得到合理的补偿。

而在道义层面，这也并非这位大亨第一次受到指责。4年前的那篇《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就曾批评李嘉诚旗下长和系撤走中国大陆资产，是“失守道义”的行为。对此，李嘉诚回应称，“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而此番“不打算跟进三家善举”的表态，说明这位大亨并不打算在“道义”准则上有新的改变。

三家捐地的善举应该受到颂扬，但不当慈善家的李嘉诚，也不应为此而受到苛责。

李嘉诚家族手中的囤地不是不公平交易得来的，如同每一个企业家或者普通公民一样，他也有权决定如何处置自己的财富。他为自己的企业负责，在香港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取得了财富上的成功，并成功地将他们交到后辈的手中，他的确尽到了自己对企业和家族的本分。

香港的民生问题不是哪一个人的产物，而是香港特殊的财政制度和政商逻辑长期积累的后果，甚至，中国大陆在促成香港政商精英体制中也并非完全是个旁观者。因而，当中国大陆官媒似乎把所有压力都集中在一个李嘉诚身上，而无视整个制度框架的改良时，未免过于夸大了一个人的作用。香港问题不是一个李嘉诚就能解决的，人们的聚光灯不必过于聚焦在他和他的家族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