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站：中共地方高层“期中”大调整（组图）

中共四中，意外成为十九届“期中”地方人事调整的契机。（Reuters）

北京时间11月3日深夜，重庆政坛传来重磅人事消息：常委会排名第三的重庆市委专职副书记、中央候补委员任学锋“因病离世”，这位一度颇具潜力的“65后”逝世不仅留下诸多疑点，也势必牵动重庆政坛再度生变。

次日，1年多前从重庆出走黑龙江的黑龙江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杜和平（1965年出生）又突然以四川省政协党组成员身份现身一次会议，表明后续两省人事必然“微调”。

而在中共党内370多名政治精英参加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前夕，一场牵涉多人的重磅调整更牵动地方“换帅”：1957年1月份出生、主政内蒙古近3年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恒奉调入京，接替年满65岁的民政部部长黄树贤，成为李克强内阁的一员；而与此同时，内蒙古、宁夏乃至河南则相继换帅：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1956年9月出生）接棒李纪恒，其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一职则由河南省长陈润儿（1957年10月）补缺……

显然，此轮中共地方官场的变动并未就此结束。不仅河南省长等重要职务暂缺，考虑到当下正处于中共十九届届中时间节点，中共地方最具权力地位的“党委常委会”从2016年秋至2017年年中算起迄今已履职过半，加之历次中央全会按例均是人事变动高峰期，故当下可以说是审视中共地方高层晋级路径和观察未来中共二十大领导梯队的最佳时机。

50后的“分化”

尽管“50后”一代早已在中共十八大前后全面执掌中国。不过统计显示，经历长达七八年的“新陈代谢”，地方党政大权仍然大半仍然由“50后”一代掌握——1956年出生的石泰峰和1957年出生的陈润儿在此次调整中的经历便足以证明——他们远未从中共地方政坛中退场。

事实上，统计显示，在中国大陆31省市区共计61位党政主官（河南省长因陈润儿调任而暂缺）中，“50后”一代共计40人，其中党务主官28人（占地方党务主官比例90.3%），行政主官12人（占地方行政主官比例40%）。

具体而言，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地方50后“一把手”北京市委书记蔡奇（1955年12月）、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1956年8月）、上海市委书记李强（1959年7月）、广东省委书记李希（1956年10月）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1955年11月）均为副国级，因而其任期仅受换届年份“七上八下”的党内不成文潜规则制约，不受正部级官员65岁退休年龄限制，所以在中共二十大基本不存在“提前下课”的可能。事实上，即使到中共二十大（料2022年秋召开），蔡奇、陈全国皆有“压线”之虞，但并无绝对的退休理由，其他3人则更是有连任可能。

其他35名“50后”地方大员约以1958年出生为界限分为两种情形。中共《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显示，各级政府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5年，省部级党政正职官员退休年龄一般为65岁，但任期未满的可适当延期。事实上，考虑换届因素62岁可新（升）任，63岁可连任，64岁不留任，65岁必退任，所以一般而言最长不过3年。当然，中共政坛近年来人事任命明显不唯年龄论，更多注重官员的综合能力和是否具有敢于面对难题和承担责任的特征，不过在对中共政坛人事基本面进行分析时，年龄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

据此而言，考虑中共二十大之前的地方换届因素，1957年以前出生的“50后”除非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恐绝大多数无缘中共二十大。事实上，目前距离中共二十大尚有3年时间，料1954年之前出生的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陈武、云南省委书记陈豪、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将率先退居二线或者彻底退休。其中，雪克来提•扎克尔已经66岁，已经超过中共正部级官员65岁退休的年龄线。

“60后一代”的崛起

在“50后”加速退出中共地方政坛的同时，“60后”正在迅速扩大战果。根据统计，“60后”党务“一把手”已经夺取3个省市。其中，1960年9月出生的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更是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成功跻身25名最高层成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与1962年9月出生的中办主任丁薛祥、1963年4月出生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排名第三）并为仅有的3名“60后”政治局委员。

而其他两人中，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1961年11月）为航天军工出身，曾参与主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46岁即主持国防科工委跻身正部级，2011年转战地方主政河北，被外界视为政坛“潜力股”；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1962年10月）也被认为是“半路出家”，早年在清华大学就读并留校，2008年以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身份跻身副部级，中共十八大后弃学从政辗转浙江，从而进入仕途快车道，自2013年至2017年由浙江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而陕西专职副书记、陕西省长、陕西省委书记，4年完成了“四连跳”。

在地方政府“一把手”中，除河南省长外，“60后”一代则相对地占据了除“50后”主政地以外的其他18个省市区。在这18名“60后”行政“一把手”中，江苏省长吴政隆（1964年11月）最年轻。除吴政隆外，北京市长陈吉宁、天津市长张国清、黑龙江省长王文涛、福建省长唐登杰均为1964年出生。如果不发生意外，相对于统一梯队的其他省部级正职，他们的年龄优势将有助于他们在中共二十大后走得更远。

地方党政正职中，“60后”一代已然占据重要地位，而距离省部级正职最近的地方党委专职副书记更是完全被“60后”占领。根据统计，除北京、贵州、青海、重庆（任学锋突然病逝）4省市暂缺专职副书记，新疆、西藏因分别涉及新疆建设兵团和藏族官员配置问题而仅考虑地方党委常委对应副书记外，27个省市区的专职副书记（或相应副书记）中，最年轻者为四川省委专职副书记邓小刚（出生于1967年8月）。

邓小刚的快速升迁代表了一个京官外放和边疆历练的中共官员上位路径。他早年在北京从政，2005年在通州区长一职上外放西藏，2006年即由西藏政府副主席晋升副部级，时年仅39岁；2017年邓小刚离开西藏转战四川，时任西藏党委常务副书记。在观察人士看来，这段长达12年的磨砺成为邓小刚踏入仕途快轨的最大政治资本。此外，比较特殊的还有内蒙古专职副书记林少春、福建省委专职副书记王宁、江西省委专职副书记李炳军、湖北省委专职副书记和广东省委专职副书记王伟中等5人，他们除专职副书记本职外还均有兼任职务，料仅为过渡性安排。

跑步“入常”70后

事实上，年龄梯队是一种生成的必然逻辑。在“50后”“60后”各自在地方政坛扮演角色的同时，“70后”的入场自然也成为了必然。自2016至2017年的中共地方党委换届至今，据查397名中国省级地方党委常委中（7名戎装常委不详），70后省级常委已有3人，分别是出生于1971年5月在2017年5月进入常委班子的上海市委秘书长诸葛宇杰、出生于1970年1月在2016年11月进入常委班子的贵州省委秘书长刘捷、出生于1970年1月在2018年11月进入常委班子的贵州省委政法委书记时光辉。

3人中，又以刘捷晋级时间最早。如今，刘捷进入省级领导班子已近3年时间。在这3年间，刘捷由江西省委常委兼秘书长调任到贵州，继续担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之职，更添了一份资历。刘捷在未来几年后更进一步将是大概率事件。刘捷今年48岁，比省级常委们的平均年龄小了整10岁。其与诸葛宇杰、时光辉是现下中国政坛当仁不让的“明日之星”。

刘捷等3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由商入政”，早年都曾在国企工作，并且很快进入公司领导层，进入官场后便快速升迁。其中，诸葛宇杰与时光辉还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早年工作的国企都位于上海。而刘捷与诸葛宇杰也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通过党委秘书长的身份兼任党委常委。

随着中共地方政坛的自然更新，“70后”入常势必越来越普遍，事实上除3名“70后”常委外地方省委常委会外已有10余人徘徊在门外，俨然形成新的“70后”政坛新梯队。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曾经主导中共人事分析的派系说还是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新陈代谢说，都难以完全概括今天中共政坛的人事变化。一个“意外的收获”是，随着近年中国经济转型压力倍增、金融之于实体经济意义得以再认识，金融风险防范日益突出，大约从2018年开始地方配置“金融副省长”开始成为一种现象级存在。

根据统计，至2019年10月份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蔡东转任吉林副省长为止，目前中国15省市区已经配备专职的金融副省长，其中有13位是在2017年的中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调任的，仅2018年1月就诞生3位“金融副省长”，2019年9月5位金融副省长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那次会议上宣称要大力培养、选拔、使用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金融人才，特别是要注意培养金融高端人才，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可以预料，金融副省长将成为未来中共政坛的新标签，这一群体多具高学历、专业素养，不过仕途前景尚难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