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的远望：印度终究避不开中国（组图）

在11月4日的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上，万众瞩目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最终留下遗憾，在印度退出的情况下，由东盟、中、日、韩、澳、新这其余15国拟定明年2月签署协议。印度退出的原因，主要是担忧一旦签署有中国加入的RCEP自贸协议，则会令竞争力更强的中国商品大量涌入印度市场，打击印度企业。

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11月4日表示，“当我考虑RCEP协议时，我未能在关乎印度人民利益的问题上得到正面答复”。（Reuters）

第14届东亚峰会11月4日在曼谷举行。东亚峰会为东盟十国与中、日、韩、印、澳、新西兰六国共同举行的峰会。俄罗斯和美国通常也会列席参加。峰会一般与东盟峰会同期同地点举行。（AP）

这种情况也令人再次意识到“龙象相争”，中印之间有着现实而待解的分歧。但是，发展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中印两国的分歧如今更多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与此前数十年战略疑虑的情况已经有本质变化。这是值得留意的。

举例而言，以此次RCEP为例，印度退出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内反对浪潮，毕竟印度进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处于全球贸易链中低端，商品加工业、农业等领域竞争力皆远不如中国。不过这些皆是“政治原因”，不是“战略原因”。莫迪早就有想要加入的意愿，否则也不会从2012年便响应东盟的邀请，加入贸易谈判。待得国内反对浪潮舒缓、印度商品工业能力适当提升，印度加入RCEP只是时间问题。

印度国内对RCEP的反对之声颇大，主要担心外国市场大量涌入印度，致使本国企业无法竞争。图为2019年5月14日，印度联邦直辖市昌迪加尔发生反对RCEP示威，示威者遭到警方水枪驱赶。（Reuters）

RCEP最初由东盟于2012年倡议，并随后获得中国和日本的大力支持。图为中国总理李克强（左）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月4日在曼谷参加东盟峰会。（Reuters）

再以边境这个最难解决的问题为例，两国已经逐渐寻找到“搁置分歧”的方法：将可能爆发的“争端”维持在“事端”层面，以撤军和对话等技术手段处理。当莫迪和习近平10月12日在金奈针对此问题表示“于确保地区安宁的基础上，探寻公平合理且相互接受的解决办法，并以此为基础强化两国两军互信”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边境问题已经不再似过去那样容易酝酿爆点。

两国之所以能有这般战略共识，与相互间释放的“善意”是相关的。

中印之间的小细节

中国方面，北京深知增进中印政治互信并非朝夕可求的速成之事，因此相较于领导人正式互访、增加防务外事经贸互动等带有明确而具体目标的寻常方式，北京在2018年洞朗危机的阴影下，向印度方面提出非正式会晤这种“不求交货”的邀约，可说是为想要解决问题，却缺乏契机的两国提供了颇为合适的平台。

与此同时，针对一些暂时难以达成共识的棘手问题，中国也极力做到澄清和安抚。以印度至今不愿背书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中国多次强调这是一个经济倡议，至于“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也再三强调这不涉及主权争议；此次非正式访问行程不仅未连访巴基斯坦，且将印度和尼泊尔放在一起访问，也是让印度看到中尼之间的合作同样会顾及印度的诉求与考虑。

印度方面，除了隆重筹备今年10月习近平的来访，欣然接受习近平对莫迪“2020再次访华，举行第三次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的邀约，还包括一些间接的谅解：

如今中巴经济走廊已经颇见成效，缅甸和孟加拉皆对中缅孟印走廊表示支持，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港口也已经投入使用，习近平在访问尼泊尔前也于签署文章中还提到，“双方正在建设和升级包括公路、口岸、机场、电站等在内的基础设施，一个跨越喜马拉雅的联通网络初现雏形”——中国已经与印度周边国家形成互联互通的局面。对此，莫迪不反对习近平连访印度和尼泊尔，无疑也是在展示新德里对中国放下了不少戒心。

在习近平与莫迪这两位强势领导人的驱动下，两国有了发展稳固大国关系的基础。不过，这样的变化与其说是由中印领导人推动，倒不如说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两国皆改变了对对方的定位。

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始于2018年莫迪的武汉之旅，续于2019年习近平金奈之行，并将于2020年再次在中国举行。图为习近平和莫迪二人2018年4月在武汉共同泛舟。（Reuters）

来自人民的莫迪

多年来，中国对外关系以中美关系和周边外交为重，但随着国际格局出现变化，新兴市场开始占据世界经济半壁江山，印度也正蓬勃发展，且还酝酿着大量蓄势待发的潜能。中印关系也就变得愈发重要。

意识到这种时势变革，习近平在执政初期就将印度定位为世界重要一极，认为印度是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很明显，中国已决定要搞掂中印关系。那么印度又是如何经历了这种转变？为何印度会以新的态度看待中国在地区及全球的影响力扩展？

这就需要看回莫迪本身。

与印度独立后历代出自精英家庭的总理不同，莫迪是一位从人民中走出来的总理。作为家中六个孩子的老三，莫迪从小便帮助父亲在火车站、公车站贩卖茶水，并于8岁便加入到民族主义团体“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RSS）当中，学习古典经文，接受初级教育。18岁的他用了两年时间游历北印度和东北各邦，对基层人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了解。直到1971年印巴战争爆发，孟加拉国脱离巴基斯坦而独立，21岁的他才以RSS全职成员的身份，正式投身政治。

因此，当莫迪近几年一再将“古代印度的伟大复兴”放在嘴边，始终秉持印度教特征，并且矢志不移地坚守基层路线时，他所想的绝不仅仅是选举策略和竞选口号，而是打从心底要将印度重新壮大，致力于为全国8亿乡镇贫困人口脱贫，为一个个平民家庭提供可维系的生计：

首先，莫迪一上台就提出“印度制造”等计划，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将他曾经主政的“古吉拉特邦模式”发挥到极致，创下了“平均每天修建27公里高速”的记录，用基建带动经济发展，同时改善民生。

随着“印度制造”带来的基础设施改善，莫迪旋而推动让2.6亿户家庭通上电的“幸运计划”；让8,000万户农村家庭用上燃气的“光明计划”；覆盖3亿人口的“普惠金融计划”；覆盖印度40%人口的“国家健康保护计划”；旨在于2022年3月前为城乡贫民提供2,000万套经济适用房的“为所有人提供住房计划”，截至2019年已取得1,000万套乡村贫民住房和近400万套城市贫民住房的成绩；至于“清洁印度行动”，则一如电影《厕所英雄》里刻画的那样，大力主导在农村修建厕所，为贫民提供掏粪、清扫等配套职业培训及机遇，这也使得莫迪可以在2019年选举季节期间为掏粪工洗脚的作法，不仅不显得突兀，反而真挚感人。

因此，纵然莫迪没能兑现2014年承诺的“制造1,000万个就业机会”，但他终究已经抓住了印度的核心问题，这也确保莫迪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连任任期：2019年6月，他率领的印度人民党赢下了国会543个议席中的303席——要知道，五年前他以282个席位取得胜利时，那还是印度近20多年来头一次有单一政党取得过半席位。

可以肯定的是，莫迪当局正在以其特殊的方式，完成印度建国69年来未竟的使命：改善民生。这是“古代印度的伟大复兴”最实在的含义。这与部分选举制国家在大选期间频频传出的“某国优先”、“让某国再伟大”等口号也是有本质不同的。

连任之后的莫迪在内政和外交上将会变得更为积极。（VCG）

但是，解决了连任压力，解决了国内政治问题的莫迪，却遭遇了更为棘手的问题，经济动能：2019年第二季度，印度GDP增速跌至5%，创6年新低；印度2019-2020财年第一季度的16项指标中，有12项同比表现十分疲软，低于预期。如何“把钱引进来，把人带起来，将货造出来，将货卖出去”，这将是莫迪在这一届任期，乃至未来任期内甚为紧要的挑战。

而无论是吸引投资、人才培训、技术引进、发展产业、开辟市场，这都有需莫迪望向海外。

印度没有其他选择

某种程度上，莫迪与习近平乃至普京、默克尔、安倍等领导人都是很相似的：相较于二战前后那批耀眼的、更多着眼于地缘政治、并且塑造了战后世界秩序的政治大师们，而今在任的这一批领导人是另一种政治家，他们都都深刻地明白，如今各经济体之间高度依存，世界不再是“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孤岛”，一国之经济结构的发展势必需要与国际趋势相契合，与他国对接发展战略对国内政局的稳定亦有着密切关联。正是在这个维度下，莫迪谨慎地为印度铺排着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外交布局。

与欧盟，铁路设备及技术现代是主基调，连带着的还包括诸如人工智能、网络规管等科技合作，不过印度对欧盟最大的需求还是购买军备；与美国，巩固贸易是其一，吸引投资是其二，印巴关系则是另一个重要话题；与俄罗斯，除了最核心的军事技术与核能技术以外，在国际事务上保持较高政治契合度亦是印俄外交的一大目标；与日本，除了铁路技术和制造业投资之外，印度也希望借鉴日本在防灾基建方面领衔全球的技术与经验。

2018年中国印度经贸合作简况

一、双边贸易

2018年，中印双边贸易额955.4亿美元，同比增长13.2%。其中中国对印出口767.1亿美元，同比增长12.7%；自印进口188.3亿美元，同比增长15.2%。

二、双向投资

中方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国累计在印直接投资47.47亿美元。截至2018年底，印累计对华实际投资额9亿美元。

三、工程承包

2018年，中国在印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28.9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完成营业额23.2亿美元，同比下降6.1%。截至2018年底，中国在印累计签订承包工程合同额734.8亿美元，完成营业额506.2亿美元。

同样的，当莫迪以这种逻辑遍览世界，再望向中国时，便会意识到与中国的合作是必要的，尤其是经济领域。甚至可以说，若莫迪想吸引投资，想为印度劳动力提供培训和技术指导，想引进印度为完善自身工业化阶段所需的技术，想为了更好的产业发展而构建基建，乃至想为印度的工业及服务业商品寻找市场，中国可谓是这些条件全备的合作对象。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不管是资本、技术、效率、还是意愿及行动力，都只有中国能帮得到印度。

更何况，撇开“中国如何能帮到印度”不谈，中国正加速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主导的“欧亚联通”，欧亚版块已经形成非常特殊的版图。以中国推动的“中欧班列”为例，自2011年开行以来，开行数量已从2011年的17列扩大到2018年的6300列，而2019年前8个月也已经往返开行共5266列，其中去程运送25万标箱，重箱率达99%，回程运送21万标箱，重箱率达85%，去程和回程分别同比增长34%和75%，且依托于区块链技术加持，实现跨境物流全程监管，与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结合，逐步实现跨境结算、融资、关税等一揽子通关与金融便利。

整个欧亚大陆正在经历深度整合，这类基础设施，在带动两国贸易的同时，亦为沿线地区造就大量发展动能，其所能迸发出的潜力是不容印度错失的。倘若错过这轮整合，那么其机遇成本就更是印度所不能承受的。

因此，在一连串直接关乎印度利益的考量下，中印所谓“战略互信”的挑战，也就顺水推舟地有了可以改变的契机。

在10月11日和12日，莫迪带着习近平参观海岸神庙等众多古迹，在那两日里，二人单独共处了6个小时。（Reuters）

中俄关系可为中印关系借鉴？

当然，这个过程难免会有杂音。中印领导人共识的落实需要依靠印度精英的支持，但在当中很多人在过去几十年中已形成固化的势力范围观念、地区霸权心态、民主价值观和冷战思维，以及精于计较短期得失，不惜与双边关系大局挂钩的外交做派，无一不会对共识的落实造成阻碍。对许多印度精英来说，最优选的政策依旧是被动地在亲美、亲俄、亲欧、亲中之间寻找平衡，而非更为主动地参与缔造更符合印度的国际秩序。改变人的思维定势往往非常困难。

印度和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不及中俄的“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比不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复杂中美关系。这种“比不上”背后隐藏的是中印历史遗留的主权争议和边境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战略疑虑，都让中印关系未能一帆风顺。

这必然会有一个过程。回想十数年前，中国与俄罗斯之前也曾走过类似的阶段，从中苏交恶到珍宝岛战斗，中国与这位雄踞于北方的邻居之间的猜忌，甚至曾远甚于今日之中印。可是，当时代车轮转动，当中俄各自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由中俄领导人牵头奠定的战略互信，正逐步生根发芽到地缘政治、能源、军事等多个领域。普京那句“俄罗斯的发展风帆要借助中国风”是一句朴实的表达。

中俄这十数年关系的转折，可否供未来十数年中印关系借鉴？或许，当中印领导人能像中俄领导人那般建立根深柢固的互信时，两国能创造出的协作成果也将随之井喷，而欧亚板块之整合亦能因印度的加入而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此为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