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危机与意识形态挑战 习时代“新风运动”的两大背景

稍早前对外公布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一口气提出中共的13大优势，其中坚持中国共同的道德观念被认为是中国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的优势。而在这次会议前夕，中共下发了三份文件，包括10月末重新修订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被中宣部称为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出更高要求的一份文件；针对中国乡村文明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以及来自中共最高指示的《关于表彰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的决定》。

中共通过表彰道德模范将其主流价值观融入中国传统道德的框架，形成一种道德风尚，流行符号 。（新华社）

当大多数的目光聚焦在经济增速目标，物价涨落或者是中国舆论场上关注的四中话题时，这些政治动作的悄然登场被中共官媒称之为习时代的“新风”运动。几份看似无足轻重的文件或许会令外界将此限定在社会问题领域，包括中国社会当下暴露出来的拜金、扭曲的高奢消费导向、造假欺诈乃至叫苦不迭的乡村陋习等严重的社会道德滑坡问题等，不过这次“新风”运动同样是中共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项重大政治工程。

市场经济转型下的严重道德危机

中国以令人瞩目的经济成绩站在世界舞台，不仅国家有了更足的底气进行海外扩张，承办令国际社会咂舌的世界盛会，中国人的海外购买力也成为外界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日前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第二届进博会上展出镶有4万多颗钻石，售价超120万美元的金马桶，镶嵌有400克拉钻石，含有1.6公斤的18K白金，估价约两百万美元的砖石吉他，功能型商品的高奢定位除了显示其被人称道的艺术特质外，也反映了中国强势的购买力。从数据来说，中国也确实有资本因不错的经济成绩感到自豪，前两年出现的“厉害了，我的国”等现象也是基于中国物质文明的发展膨胀起来的社会氛围。但中国经济成绩单的华丽外衣下却也遮蔽着社会道德隐忧。

现实是，中国的物质迅速发展与社会道德水平并没有齐头并进，反而在经济的大发展过程中滋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以至于如今，中国民众一方面骄傲着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流露出一种怀念毛泽东时期的情绪。

新修订的道德纲要称中国当下仍存在比较突出的“拜金主义”。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对金钱的追逐开始从经济领域泛化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饱受争议的“拜金女”群体即是这种现象最典型的例证。例如2018年11月，在中国享有“留学教父”之称的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一次公开活动中发表“中国女性对金钱的追求堕落导致国家堕落”的近似观点，随后即遭到围攻，尽管舆论的焦点在不认同其将责任归咎到女性群体身上，但无形中也为金钱导向的价值追求而正名。

当然，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也有拜金的观念，“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能使鬼推磨”等等，但不得不说，今天受益于经济大发展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的中国人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下其传统“义利观”的确发生着巨大的扭曲。

扭曲的消费导向正在折磨着各个消费阶层。2019年9月，中国南京一位刚刚毕业2个月的大学生从当地酒店28楼坠下，随后媒体曝光该名毕业生生前曾受到校园贷的困扰，2018年年初，河北一名在校大学生因难以偿还所借债务留下“活着真累”的遗言自杀，此类事件时常见诸报端，成为中国校园非常普遍的现象。尽管中国部委曾以行政的力量下发通知整治校园贷，但是大学生消费观念与收入能力的差距才是造成这种非正常死亡案件的根源。不仅是经济来源有限的学生群体，中国乡村的“天价彩礼”现象已令全中国侧目乃至震动中国政府发文整治。相比这些受到争议的价值观，市场上的一些逐利行为已经上升到触犯法律的层面。例如2008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2018年的吉林长生疫苗事件，除了这些引发巨大舆论影响力的造假行为，市场上仍存在着大量的造假欺诈没有得以曝光。

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人们对物质的追求渐渐扭曲了道德的标尺，不仅自己深受其累，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与不理性的消费行为，劣币驱逐良币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民众无奈的生活现实，无论是拜金风潮中被指责的“拜金女”还是消费理念转变下被攀比心理折磨的各阶层消费群体，都在无形中重新界定着新时代的道德标准。也正因经济的极大发展带来的物质满足并没有均等的普惠到个体，那些在现有环境中的既得利益者暴露出来的道德问题成为社会“仇富”、“仇共”的情绪因素。例如屡被媒体起底在海外炫富的中国留学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官员子女及富商一阶。

因此，扭转当前的社会道德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等民生指标，还关系着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评价。

道德建设的意识形态化

物质与精神从来不是对立的，无论是中国传统道德认知中的“仓廪实而知荣辱”还是马克思主义伦理下道德是经济的产物，都是中国民众的主流价值认同。但是道德又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的概念，有它自己演变规律。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后，会议《决定》明示了中国构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而这一文化制度的首要前提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四中前夕重新修订的道德纲要中“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被列为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方向。这种遥相呼应体现了中共将其主流意识嵌入中国公民道德体系的意图，这将不仅是一场社会领域的道德建设，也是一项政治工程。

从6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2018年的中国党政机构改革再到今次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可以明晰地看到在中国政治的顶层设计中，中共这个执政党正在全方位地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等高度融合。今次四中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作为主要议题，外界注意到会议《公报》及会后的《决定》都强调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而事实上，中共要将这个执政党绑定中国的政治远景做一个规划，那么除了党政机构改革，军事上的领导权控制以及自身整党治党将形成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建构将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意识形态是中共夺取政权最优势的武器之一，中共历来重视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多维新闻此前曾发表过系列文章解读中共的意识形态争夺战，之所以近些年外界观感中国舆论收紧，高校思想政治整顿，高层不断强调“红色江山”等等，都是意识形态的掌控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共力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但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多元文化并起，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中共主流价值观遭受冲击。

此前，中共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一些整顿，比如习近平第一个执政周期内即在2013年召开的中国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那场会议被认为是奠定了中国宣传领域的基调，会后中国宣传领域在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指导下开启了一场大整顿。其中自由派媒体凋零，同是在那场会议上，中国高校被明确认定为“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和前沿阵地”。这也是此后高校不断加强党建，高校教师群体被要求“七不讲”以及不断出现高校教师因言获罪的原由。

当然，比起高校、传媒等领域明火执仗的意识形态争夺，道德是一个更为柔软影响也更深入的意识形态层次。从新修订的道德纲要来看，中共试图将其主流价值倡导融入已经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道德体系，匡正社会上的道德乱象，回应社会情绪，同时将借此形成新时代的道德观念，将对中共的价值信仰永久注入中国的道德体系之中。为此，这份道德纲明确了三类重要人群：党员干部、青少年、社会公众人物。

春风化雨的道德教育远比课堂的爱国主义教育来的更灵活易于接受，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道德体系融入中国传统道德的框架，形成一种道德风尚，流行符号是中共时隔18年再推出新版道德纲要的政治考虑，在中共看来，这份任务是长期而紧迫、艰巨而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