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例风波】港中大几乎成“战场” 香港绝不是“新柏林”（组图）

当地时间2019年1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学，暴力示威者在与防暴警察的对峙中寻找掩护。（Reuters）

香港再次经过黑暗的一日。11月12日，香港警方与激进示威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发生冲突，警方动用催泪弹，橡胶子弹攻击数百名筑垒对抗的示威者，示威者拿起铺路石，汽油瓶还击。夜幕降临，中大完全变成真正的战场，示威者点燃了路障。当日晚间，校方调节失败，警方动用水炮轰击，示威者点燃路障对抗，同日不仅仅在香港中文大学，在其他几所大学，也爆发了冲突。

一些香港中文大学大陆学生在香港水警帮助下从中大撤离的照片在大陆网络流传，这种仿佛撤侨的行为，让香港被中国媒体《环球时报》形容为如同战时的叙利亚。

但是在西方媒体的表述中，香港有了另外一种“类比”——新柏林。英国和美国的媒体近日接连出现有关香港抗议的评论文章。其中，英国《金融时报》一篇评论认为，香港成了新冷战的热点。无巧不成书，长期主张遏制中国的美国战略问题专家约瑟夫∙鲍斯可（Joseph Bosco）则在华盛顿的《国会山报》（The Hill）发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在这场“中国对西方发动的新冷战”中，香港人正在“领头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前香港众志秘书长、示威运动代表人物黄之锋在柏林表示，香港是新冷战下的柏林。在冷战时期，西方控制的西柏林是苏联东欧集团控制地区的一个飞地。

香港真的已经成为“新柏林”吗？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将香港形容为“新柏林”，就是将香港幻化成中西意识形态冲击的前线，曲解成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撞的符号。

香港示威运动蔓延到当地高校，警员与示威者的对峙让香港的大学校园变成“战场”。图为香港中文大学内硝烟弥漫。（HK01）

当地时间11月13日，香港教育局发布停课公告。（香港教育局官网截图）

在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遭到示威运动的秩序冲击后，内地学生选择离港返回内地。图为香港水警协助内地学生离港。（秒拍视频截图）

香港问题的本质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修例风波只是一个引子。藏在“新柏林”背后的意识形态冲突表述也绝对不是香港问题的实质。香港人今天最大的民意，不是反中共，也不是反港独。而是反不平等，反贫富分化，反资本压迫。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最富裕的地区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反中共和港独议题，都是在“反不平等”这个议题上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给引申出来的，或者说是被绑架的，所幻化的。香港问题与柏林墙倒塌，与东欧剧变有本质的不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议题，与智利骚乱、占领华尔街才是一样的，是经济民生问题。当然也不否认，经济民生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上升到政治议题，当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导火索也是民生凋敝，不过也不能忽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博弈。

今天香港激进的年轻人走上街头，尽管有些人打出了“港独”的口号。不过更广泛的民意中，对于一国、甚至一国两制有认同感的港人仍然占据社会的主流。回顾1997年后中央的治港方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得到践行，甚至被中央过度的遵守了，严重到太过放纵香港的贫富分化，与资本家捆绑，该管治的地方不管治，该管治的时候不管治，不该的时候乱作为，乱管治。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反思，为什么要求普选的主张得到大量香港中产阶级和底层市民支持?为什么左派的话语被泛民力量和“港独”势力所利用?为什么中央政府对港工作会被香港市民解读为“亲资本”的形象？港人治港不是商人治港，也不是建制派治港，今天香港社会精英阶层已经与中下层割裂，民众日益固化的香港社会缺乏社会安全感，使香港市民情绪极端化。经济上的不民主，直接导致香港市民要在政治上需求民主，民众情绪需要有渠道表达和释放，但是香港中下阶层缺乏有效的意见表达渠道，香港很多社团和界别代表等并未与其所声称代表的民众有深入广泛的联系，反而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黄之锋（左一）将香港称为新冷战下的柏林是在幻化香港的本质矛盾，香港人今天不满的是不平等，是贫富分化。（Reuters）

图为11月12日，香港城市大学校园内，暴力示威者用砖块和障碍物堵住一条主干道。（AP）

再加上多维新闻此前在多篇文章中论述的去殖民化教育不到位的情况，才是这次香港修例风波蔓延的主因。

为什么希望舆论在看待香港本质问题时要将“经济民生问题”与“意识形态矛盾”区隔开来？因为病因弄错，治病的方法就会完全不同。简单的论述，“经济民生问题”是内部矛盾，是需要在经济上下功夫去长期解决的，是中央和港府需要团结大多数港人，无论是北京，港府，港人都可以从这次风波中吸取教训，彼此教育的。“意识形态矛盾”则是赤裸裸的敌我矛盾，将香港风波异化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北京的处理方法自然也将是激烈的，强硬的。

不否认今天在一些西方政客和部分激进示威者的眼中，就是将香港视为“新柏林”，似乎香港人身上背负着“打倒共产党”的使命。扪心自问，这真的是多数港人的诉求吗？

也不否认，在一些北京官员或者建制派学者的眼中，也认为香港修例风波是对中国国家统一、共产党执政政治安全的重大挑战。但是希望他们也要看到，“港独”诉求并非香港主流民意，香港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就能回答的。之所以说香港问题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就是因为香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实行“一国两制”的地区。这个治理制度的尝试是不断的“进行时”，是会出现各种“试错”的情况。

回到本文的主题，香港，不应该也不必背负所谓“新柏林”的帽子，香港人也不必背负所谓“抗争共产主义最前线”的所谓“使命感、责任感”。让香港人的生活更好一些，更加安居乐业就是这次风波最好的“解药”。这个解药，需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调整治港方略，调整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更加去接近基层；但是在冲突不断的今天，更仰赖于港人自己站出来“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而不是被“新柏林”、“香港独立”一类的说法带偏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