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齐聚论辩 中国崛起必然引起战争吗（组图）

近年来国际上最重要的格局转变，就是中国的崛起，但是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其实中国一直都是霸权无疑，如今或视为“再起”更为恰当。既然是“再起”，那么以往的诸多经验，也或许可以拿来做为世人理解现代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当地时间12月16日，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共同举办的“中国再起：与临边互动的历史与现实”研讨会在台湾大学社科院召开，邀集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和国际关系学者共同研讨中国历史上与临边的互动情况。最后一个场次是由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玉山主持，探讨“大国视角与历史研究”，从历史上的案例来分析崛起或强盛时的中国会如何对待对手国、以及周边小国。

台湾中研院院士吴玉山（左起）、台湾大学政治系博士候选人苏军玮、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唐欣伟以及台湾大学政治系博士候选人万晓，分别以汉、唐、宋时期中国对外政策以及理论反思观点来说明历史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作用。（廖士锋／多维新闻）

汉、唐、宋时崛起中国的对外行为

首先发表“权力平衡、权力转移与宋辽战争”一文的台大政治系副教授唐欣伟表示，宋辽双方在澶渊之盟后的互动模式，与现代颇为接近，而就宋朝与辽朝之间的关系发展来看，宋太祖、太宗到真宗，呈现的趋势是国力急速增长（统辖州数大增）到持平，而太祖、真宗选择的对辽战略是和平；太宗却是战争（北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的话，其实可以发现不论是权力平衡论、权力转移论都无法解释宋初三帝的战略选择，唯有修正后的权力转移论能够解释三帝的战略，该理论观点认为当霸权国权力优势正在缩减时（例如宋太宗时期的辽），战争发生率可能上升，但是一旦两方权力接近后，则会和平。唐欣伟特别指出，宋辽间对于北汉以及幽燕十六州的争论，与台湾现在所处的情境颇可模拟。

台大政治系博士候选人苏军玮则以“汉朝强盛时期面对外在冲突的处理模式”一文，探讨了汉朝对周边各国的政略，观看其背后符合什么样的权力逻辑。她将汉朝周边国家分为四种：主要敌国、非敌国非藩属国、非东亚藩属国以及东亚藩属国，按照这些国家与汉朝发生冲突的不同等级，与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作对话。苏军玮表示，她不太认同攻势现实主义说法，也不同意中国崛起和平论，决定是否发起战争，有两个依据：国家能力与战争意图，后者指的是利益跟名分。苏军玮发现，汉朝的冲突处理模式有点像人际关系，呈现同心圆模式，对于越紧密的周边国家，棍棒与胡萝卜都会更大。

而另一位台大政治系博士候选人万晓则发表“大国崛起与丝路烽烟：从隋唐经营西域看权力转移下崛起国对小国的政策”一文，探讨隋唐两朝与突厥对周边小国的竞逐策略，找出大国对小国的权力逻辑受何种因素（权力或文化）影响。根据她的研究成果，在突厥到隋唐权力转移周期内，崛起国隋唐对小国政策基调随着对于霸权国突厥权力对比而转变，“劣势则和缓、优势则强硬”，这个发现其实加强了权力逻辑，而小国文化特质部分，隋唐对高昌（汉人为主）与塔里木城邦（非汉人）政策是相同的，文化假说不成立。

历史对于现实主义途径与文化途径的贡献

最后发表的吴玉山，以“用跨时的视角看中国再起：提问与辩护”为题，针对学界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的几个不同的立场与视野进行总结，他表示，研究中国崛起有四个焦点：何谓中国、大国崛起、权力转移以及两大一小（两强与中小国家）。而这些焦点在学术研究上，除了不追求跨越时空的历史学外，其实可区分为两种途径：现实主义与文化途径，前者力求普适性，后者则是有地域限制。

吴玉山指出，放在当代来说，就牵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会等于以往的新兴强国，还是它有特殊文化历史，所以会不同？”由此历史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要了解何谓文化、如何特殊，以及文化如何影响对外行为，必须看历史”，就算是现实主义或普适论，也是要在历史场域发展并验证，所以“无论如何躲不掉历史”，因而他呼吁研究者“Bringing the history back in”。

但是纳入历史来研究也要注意两个议题，首先是文化的作用，若要做到从特定时代的研究推演出跨越时代的结论，就必须引入文化的机制，因为文化是可以持续发挥作用的，但是文化也会限制住地域；第二则是科技作用，科技发展的差异可能会让原本跨域又跨时的理论，限缩成跨域不跨时，例如冷兵器与核武时代，乃天壤之别。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国会与霸权国发生战争，美国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并提出修昔底德的陷阱（Thucydides's Trap）描绘之，但是吴玉山表示，科技发展古今差别太过巨大，过去被当作具有跨时空效果的权力转移理论，不见得今天仍适用。（多维新闻）

吴玉山表示，台湾虽然也有政治正确的压力，但是比起大陆要小得多，所以很适合做这类课题的研究。而对于中国历史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其实反过头来也能分别给予上述中国崛起下的两种理解途径一些新的视角与思维贡献。

对文化途径来说，文化途径本身希望借助文化作为桥梁跨越历史，但也面临证明文化存续的挑战，以及文化先天性不可跨域的限制，后者尤为“中国学派”面临的根本挑战。但是若可以在中国历史中，找到没有被传统理论捕捉到的“一般性因素”，则可以达成跨时并跨域的学术理论贡献，例如，若是超越文化内容、聚焦于不同国家的文化同构型或异质性，则对于文化因素抽译出的国家行为，就可以不限特定时空，比如“民主和平论”的根源其实不是民主，而是民主国家间的文化同构型，这跟“儒家和平论”一样，吴玉山特别指出，“今天对中国大陆的排斥，不是很大一部份因为文化不相同吗？这跟以前基督教国家对非基督徒的心情是一样的”。

而对于现实主义途径来说，其所追求的普世皆准的全称命题（Universal Statement），其实容易被特例所攻破，并且科技对于时间轴的影响太大，“科技发展若能改变国关特质，就不能跨时”。吴玉山指出，其实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发展时，并没有参考东方的经验，特别是相较于西方的均势与无政府状态，在东方属于常态的“层级体系”未获重视，而其实借助东方的经验，可以改进现实主义的缺陷，最后有助于搭建“一般性”（跨越时空）的国际关系理论，让我们更全面理解国际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