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反渗透法》的嚆矢 美国疯狂反共大猎巫（图）

2019年12月31日，民进党政府在台湾立法院凭借人数优势，通过旨在针对中国大陆的《反渗透法》。虽然早在2017年民进党便因研拟《保防工作法》惹来侵犯人权的争议，但蔡英文政府仍不顾反弹，一路修改与制定“国安五法”，最后再到《反渗透法》集大成。不容忽视的是，即使有学者和媒体抨击这形同威权复辟或德国希特勒，但蔡英文仍旧宣称这“只会让台湾的民主自由更受保障”。而蔡英文政府之所以能出台一系列限缩两岸往来的法令的最大基础，就来自台湾社会长期以来浓厚的反共拒统氛围。

民进党在台立法院强行通过反渗透法，让两岸关系更趋紧张。（谭瑛瑛/多维新闻）

对共产主义和异见者的敌视压迫，并不始自民进党，台湾在意识形态与制度上服膺的欧美国家才是始作俑者，尤其在冷战年代更是大肆猎巫。例如当年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1957年），便以其耸动疯狂的反共形象深植人心，并给后世留下“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负面词汇。

不过麦卡锡之所以能崛起，并非他个人具有多大的蛊惑魔力，而是当时整个美国社会弥漫的反共风气与恶性党争使然。当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1972年）政府决定改采围堵政策对付苏联后，杜鲁门便在1947年3月通过第9835号行政命令“联邦雇员忠诚调查令”整肃内部，造成先后有250万公务员、300万军人、300万国防产业包商的雇员遭到调查。一旦有任何人拒绝宣誓效忠政府、或是有过同情共产主义的言行，就会立刻遭到解职。在这过程里，完全没经过司法的公正审理或提供申诉渠道，并造成诸多毫无实据的冤假错案，严重侵害人权与渠等的经济生活。

此外，美国还在1950年通过《国内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 of 1950），规定成立对付共产主义的颠覆活动控制委员会（Subversive Activities Control Board），并授权总统可逮捕和居留任何有嫌疑的人士，并禁止美国共产党和外围组织成员出国与在公部门任职。1945年改为常设机构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更是个宛若明朝“东厂”的太上法庭，其针对任何思想偏左的人士、图书、影音作品大举骚扰清洗，甚至抨击跟苏联携手合作过的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年）“新政”就是实行共产主义，可说十分极端。

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积极运作下，起码有3,800名政府雇员被解聘，其中仅仅只有36人是经过法院宣判，不及整体的百分之一。结果如此违反美国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又无视司法独立的法案和机构，仍受到恐惧共产党的美国社会支持，“宁死不赤化”（Better dead than red）成了流行信念。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首任局长胡佛（John Edgar Hoover，1895─1972年），甚至在1947年向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振振有词地宣称：“不能因为美国共产党成员人数还占不到注册选民的百分之一时而忽略他们，他们的成功在于‘渗透能力’上”，为这些非法行径辩护。

正因为这种全方位式的压迫，才使得麦卡锡能乘势而起，当他在1950年2月宣称手头上握有国务院内205人的共产分子名单时，立刻引起全美轰动。而享受政治光环的麦卡锡也越做越过火，不少政府要员都承受其莫须有的指控，连主张反共或对苏联有过交涉经验的人士都被荒谬地扣上亲共帽子。比如国务卿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1893─1971年）和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年）都是受害者，麦卡锡甚至谩骂艾奇逊为“红色迪安”，殊不知艾奇逊正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与“马歇尔计划”的擘画人之一，称其“染红”委实教人哭笑不得。

台湾驻美国代表处高硕泰大使。（台湾外交部提供）

当麦卡锡主义最炽烈之时，连美国的外交政策都受到干预。比如1953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年）想挑选教育家柯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8年）担任驻西德高级专员，麦卡锡闻知后立刻反对，声称渠在1940年发表的《无阶级社会的教育》（Education For A Classless Societ），是在宣传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因此不适合保护美国。麦卡锡还要求美国盟友必须明确选边站，不能保持中立或是继续同共产国家往来，并怂恿“每个对和不共戴天的敌人做这种血腥生意抱有同他那样看法的人，给美国总统去电去信”，造成白宫相当大困扰，也使欧洲盟邦反感。

最可笑的是，连负责对共产国家心战的“美国之音”，都被麦卡锡骂为“共产党的同情者”过，数十名雇员因此被赶走。还有英国工党前首相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年），这位曾参与成立北约跟研发英国首颗原子弹的官员，竟然也被麦卡锡诬陷是共产党员，只因艾德礼讽刺麦卡锡攘夺美国外交权，这让麦卡锡大为不满。

然而美国的猎巫行动难道该全归咎于麦卡锡？虽然杜鲁门在回忆录里自承麦卡锡主义是“美国群众性的歇斯底里时期，这种歇斯底里导致政治迫害事件”，艾森豪威尔则反控杜鲁门该为麦卡锡主义负责。但事实上，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以及整个美国政界，都利用麦卡锡主义与反共大旗谋取政治利益和攻讦政敌。1952年美国总统选举时，共和党甚至还形容过麦卡锡是“宝贵财产”。而艾森豪威尔也曾变本加厉地扩大杜鲁门路线，在1953年4月发布第10450号行政命令，宣布凡是“与国家安全要求不一致”的雇员全该解聘，短短四个月内就有超过1,400人丢了饭碗；1954年又通过《共产党管制法》（Communist Control Act），径自宣告共产党乃非法组织，替反共风潮推波助澜。说穿了，无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都在比赛谁最反共谁最爱国，绝非麦卡锡一人之功。

而最讽刺的是，麦卡锡本人不一定打从心底仇视共产党。曾有学者考察过其早年生涯，发现他起初政绩平淡、在党内也无盟友，也没发表过反共言论，甚至在1946年参议员选举时，还得过共产党控制的美国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支持，直到他开始反共后才声名大噪。而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年），早年其实是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发迹，渠死命反共的行为还被赞许为是揭露“叛国逆流”，但最后反而在1972年密访中国大陆并签署《上海公报》，奠定日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这也从侧面证明：反共不过仅是政客们获得名气和利益的工具，至于人民受到的侵害，他们并不在乎。

能够造成美国这种疯狂猎巫的原因，主要是来自意识形态的偏狭，以及选举政治能鼓动民粹的弊病。这种思想与制度缺陷的前车之鉴，尽管过了半世纪以上，依旧丝毫没给台湾任何启示，于是就这样重蹈以民主之名伤害民主的覆辙，这对一向自诩“民主灯塔”的台湾来说不啻是种苦涩的笑话。而更教知者叹息的是，两岸分立本就属于民族悲剧，台湾却仍执意通过《反渗透法》恫吓两岸交流。这不但凸显选票式民主的缺点，更打上强权宰制的烙印，加剧历史悲哀。台湾社会对此则浑然不觉，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已然是“民主”制度的受害者、以及霸权“反中”的微小筹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