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伊朗将领一无所获 为何特朗普的行为难以理解（组图）

美国刺杀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Quds Force）指挥官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后，美伊关系持续紧张，虽然特朗普（Donald Trump）没有选择军事还击伊朗，已经避免大战的风险，但回想起来难免令人唏嘘不已。早知今日不得不克制，当初何必逞英雄。

美国早在2011年将苏莱曼尼列为恐怖分子，然而出于其“圣城军”指挥官的身份，以及他在国内权力结构中举足轻重、“直通最高精神领袖”的地位，加上时任总统奥巴马一直想改善美伊关系，美方一直不敢对苏莱曼尼采取任何行动。

不少人认为，特朗普此次击杀苏莱曼尼，是为了本年的大选作铺垫，一方面可以盖过“通乌门”弹劾案的声势，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他缔造“为保美国人民生命安全不惜任何代价”的爱国强人形象。

哈梅内伊带领伊朗一众官员，包括总统鲁哈尼（左三），为苏莱曼尼祈祷，其间前者感触流泪。（路透社）

国内影响 祸大于福

此举确有局部成功之处。周一（1月6日）前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表示愿意参加参议院弹劾听证的“大新闻”，在媒体上只能排在众多伊朗报导之后；而且，上周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被示威者围攻的事件，也未有发展成2012年利比亚班加西美国大使遇害事件一般。

在民情方面，根据YouGov在1月3日至5日进行的民调，有43%受访者支持刺杀苏莱曼尼的行动，而反对者则只有38%。可是，根据路透社在6日至7日进行的民调，有53%受访者不满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处理手法，满意者只得37%。

观乎以往美方高调刺杀“恐怖分子”的历史，诸如去年10月底的伊斯兰国（ISIS）首领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2011年的阿尔盖达组织头目拉登等，其时几乎没有民调机构会去查问这些人应不应该被刺杀，而只会问总统在刺杀事件上是否应记一功。可见，刺杀苏莱曼尼与此前的刺杀事件本质上绝不相同。

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1月3日死于美军无人机轰炸，触怒伊朗。图为1月7日苏莱曼尼葬礼在其家乡克曼举行，一名伊朗守卫在场手持真主党的旗帜。（Reuters）

同时，在2011年，有76%受访民众认为奥巴马可为刺杀拉登领功，而去年10月也有54%民众认为特朗普可为刺杀巴格达迪领功。如果以上不同民调的数字可作比较的话，特朗普这次杀死苏莱曼尼的做法，在相对不关注国外事务的美国，也不太受到欢迎。

美国国内舆论普遍将事件比作“他国刺杀美国国防部长”牵动美国民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民主党在众议院启动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案；而特朗普此举形同“宣战”——美国陆军精锐部队第82空降师已开始出发到中东地区——与他一直坚持撤出中东的做法大相迳庭，也使民众焦点从特朗普的强项经济转向战争的可能之上。

配合去年9月民调指出有76%美国民众反对向伊朗开战，从这些角度看，这刺杀事件若不破坏特朗普的选情，已可让他松一口气。

国外“盟友”保持距离

国内选情难有所获，国外更遇上灾难性的挫败。首先，伊朗继美国单方面退出核协议后，再次在国际上夺得道德高地，而美国含糊其词的“去除即时威胁”或“自卫反击”论调也被联合国人权专员公开挑战。

其次，继欧洲主要国家在伊朗问题上与美国分道扬镳后，连中东地区的传统盟友在刺杀事件爆发后，也不敢跟美国走得太近。

一向高举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虽然孤身力挺特朗普“决定果断”，然而从以色列国防部长的公开说法，至内塔尼亚胡本人在内阁会议流出的言论，也可见以色列的官方说法是“这不是一宗以色列的事件，而是美国的问题”。

伊朗抗议者举着苏莱曼尼的海报，悼念在伊拉克空袭中丧生的苏莱曼尼。（AP）

苏莱曼尼灵柩送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之时，人群争相迎接。（路透社）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知悉了局势，并将就这次事件发表声明。（AP）

另外，与伊朗向为死敌的沙特也只敢表示希望各方克制，并没有表明支持特朗普的刺杀决定。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消息，沙特副国防部长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时，就强调沙特“不想区内再生混乱”，表明“沙特曾经是攻击目标，而且有可能会再成目标”。

更严重的事，美国入侵伊拉克16年来，耗损5,000名美军性命、花费一万亿美元军费，在特朗普的刺杀行动下，竟换来伊拉克民情大举靠向伊朗、其国会更决定要赶走美国驻军，美国多年来的“付出”可算是“付诸东流”——虽然特朗普要求伊拉克先行“支付空军基地兴建费”，又以制裁威胁，不过除非特朗普准备好再次挥军伊拉克，今天其以支援、训练性质为主的驻军实在难以不退。

为何特朗普如此“难解”？

外界看到特朗普这次惊人误判之后，都觉得难以理解。有说指特朗普是因为看到电视上大使馆被围攻的画面一时震怒而下错棋子；也有言论指这是蓬佩奥等政客为“日后”有可能争取犹太选民和美国福音派支持而极力游说特朗普的“成果”。

对特朗普决定的类似解释，我们已是耳熟能详。它们属于“解释特朗普”的两大派派：一是“情绪派”，万事皆出于特朗普的情绪反射；二是“谗言派”，将任何特朗普的决定，都解释为误信旁人意愿的结果。

这两派的解释也并非没有道理。不过，对于特朗普的种种惊人决定，最值得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会觉得他的决定难以理解。就此，我们可作两个解释。

首先，特朗普之所以下某个决定的目标，很多时候并不明确。其次，就算其目标明确，我们也很难看出其决定与其目标有何关连。例如在此时、此刻、此地杀死苏莱曼尼，并不会让伊朗重回谈判桌上、不会改变区内局势（包括伊拉克境内）、不会打击伊朗的军事实力、不会让伊朗放弃发展核技术、不会使伊朗贸然放下对以色列的对抗态度、不会使伊朗人民对美国的观感变好，也不会导致伊朗出现政权更替（反而有助团结伊朗民情）。

看不清特朗普的目标，也看不清其行动与其目标有何关系，意图解释特朗普的评论者，很多时候就会变成“选情派”或“私利派”，将任何特朗普的行为解释成“只为国内选情”的操作。然而，对于原来不太关心外事的美国人而言——根据10月的一项民调，认为外交政策最为重要的受访美国人只占总体的1%，虽然苏莱曼尼事件爆出后，此数大有上涨——将特朗普的所有对外政策理解为国内选情的操作，很多时候也似乎甚为牵强。

根据美国哲学家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想法，凡是理性的，都可以被理解，我们遇到一样我们原先以为是理性的东西，然而想尽办法也不能理解它的时候，它很可能根本就位处理性之外。特朗普的种种难解行为，也许正是这种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