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治港四套团队临变局 骆惠宁如何“重整旗鼓”

香港修例风波仍未平息之际，未有治港经验且曾是两省地方大员的骆惠宁当选中联办主任，令人大感意外。其实，这一调动既因应了香港一直以来的局势变化，也顺应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政策调整。中央治港思路已然有所变化，而且落实到了用人层面。事情需要人来做，作为中共政治传统中培养出来的“政治官僚”，无论是骆惠宁本人，还是中央的现实需要，都会通过一个“团队”去实现。

那么，对于中央治港四套团队——港府、建制派、中联办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港澳体系而言，骆惠宁执掌中联办折射出来的中央用人思路，将会导致怎样的连锁反应？

如何“重整”治港四套团队

香港问题绵延已久，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第2个10年后，在2013年爆发了持续两个多月的占中运动，2019年又发生持续半年有余、更激进暴力的修例风波。中央治港政策亦有所跟进调整，例如2014年发布有关对港“一国两制”的白皮书，首提中央“全面管治权”，2017年十九大报告对此予以确认，2016年中国人大第五次释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9月3日香港修例风波尚在进行时，港澳办在国新办答记者问就一系列问题作出表态，发出中央政府的权威声音。可以认为，中央政府在当前新形势下对港思路和政策调整已经大体完成。

在香港东方之珠的美丽外衣下，有将近21万人生活在逼仄的劏房里，这反映了香港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和住房问题。（新华社）

事情总是需要人来做，新人更容易推行新政策。毛泽东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2020年伊始身兼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员会书记的中联办主任换人，则意味着进入了中央因事用人的新阶段。但一个骆惠宁肯定没有扭转乾坤之功，在中央的有力支持之外，他还需要一整套“团队”的配合。

总体而论，现今香港治理框架里大体有四套治理团队，分别是港府、香港建制派、中联办，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涉港机制。最后一部分包括但不限于中资机构、政治研究、舆情搜集、统战和宣传等方面。

香港回归后20多年里，一系列问题不断滋生和发酵，最终形成重创香港局势和陆港关系的修例风波，不得不说这四套治理团队都需要有所反思。既然中央已有新的认定，其对港体系内部团队的角色与关系，或许就需要进行一番梳理和明确。

在中央对港四套班子里，香港特首领衔的港府作为地方行政机构，一向有中央的支持与立法会的配合，本应在解决香港民生保障、经济协调、政治统合等方面扮演主导性角色，但在实际运作中遵循一种“小政府”的施政模式。这种情况既有西方式“自由主义”思想教条约束的原因，或许也是因为确实受到过多牵制，以及治理能力相对欠缺。因此，香港特首与港府应当承担更大责任，着力去解决隐藏在香港深层次的长期性问题，夯实香港“行稳致远”的根基。

中联办也应当扮演更重要作用。中联办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派出机构，与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员会合署办公。因此，这是中央治港的一个关键承载点，也是香港与中央之间的一个关键衔接点，那么就应当承担起多重角色和责任，尤其是落实新近提出的中央“全面管治权”，这将包括承接和推行中央政策，全面触及香港社会，向中央传达香港全面准确的信息，并与香港各方面建立联系，并通过自身或港府发挥作用。

届时，中联办与港府的关系应该会被重构，但可以想见不会是此消彼涨或共同治理的关系，而是有所分工与合作，共同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正如1月9日骆惠宁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会见时所达成的共识“进一步加强沟通合作，更好履职尽责”。至于双方形成怎样的具体关系，可能还要“摸着石头过河”。

此外，香港建制派被视为港府的执政联盟，但不应该只是言听计从的政治附庸，而是应该促进上情下达、监察施政成效、主动出谋献策、促进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法治的渠道修正教育和舆论等领域的违法行为。建制派还应与香港社会中下层和年轻人有更多沟通联络。

至于更广泛意义上的涉港机制，在中央“全面管治权”未有落实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松散低效、各自为战的局面，需要进行统一调配、激励鞭策，进而形成一整套更能适应香港复杂局势的治理体系。

骆惠宁（右一）治理山西扭转了当地政治和经济困境。（新华社）

骆惠宁赴任分量很重

与香港回归以来的中联办主任相比，骆惠宁身上确实有太多不同寻常之处。骆惠宁资历很高，是两届中共中央委员和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是曾经主政两个省级地区的地方大员。他来自于港澳体系和外交体系之外，堪称一位“局外人”。另外，骆惠宁已经66岁，稍早前被安排到中国人大担任闲职，此番可谓“老将出山”。

香港中联办主任又是一个衔接中央政府与香港政府的关键环节。时值香港修例风波震荡不休，这一职务的重要性尤为凸显。可以说，骆惠宁出任中联办主任，是中央分量很重的一个安排。在其背后，应当已有全局性的考虑和长期性的计划。

骆惠宁背负着中央给予的使命和责任，但指望骆惠宁一人解决香港问题肯定是不现实的，他的就任是香港开始出现实质性变化的标志性信号。这也未必意味着将会出现大规模的人事洗牌，但肯定会因事用人。骆惠宁仕途集中在安徽、青海和山西三地，几无任何涉港经历，他的这种“局外人”身份也让他能够以相对超然和灵活地去梳理对港体系，搭建人事团队，对各方面进行新的职能定位、关系协调和任务安排。

自此之后，香港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值得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