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修例风波：香港人的“痛” 中央是否明白（组图）

2020年伊始，来自中国地方官场的骆惠宁就任香港中联办主任。此时始于2019年6月的香港修例风波已经逐渐平息，中央和香港难得有时间和精力反思修例风波发生的原因，并下决心制定针对性改进方案。

那么，香港治理究竟错在了哪里？为什么会发生持续半年之久的修例风波？在争论已久的产业结构失衡、社会中下层民生困窘、政治纠缠和舆论误导之外，长期以来中央对香港形势缺少了解和联系，也是其中关键。

最终发作的香港之“痛”

这场修例风波的发生属实过于突然，其导火索只是一个发生在中国台湾的香港人凶杀案。而在这之后发生的一系列逐渐“失控”的连锁反应，暴露出香港民意与中国内地、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疏离、脆弱，甚至可以说是尖锐的对立。从两个细节就可对此有所了解，一是香港市民反修例的直接原因就是对内地政治环境和司法制度夹杂着恐惧与蔑视的不信任，二是中央政府对香港政府修例动议并不知情。

但是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上级的中央政府，不通香港民情民意的风险和代价是巨大的，最终导致严重动摇香港根本的修例风波，也就不足为奇。而这些都是需要做出针对性改革方案的地方。

在香港东方之珠的美丽外衣下，有将近21万人生活在逼仄的劏房里，这反映了香港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和住房问题。（新华社）

骆惠宁（右一）治理山西得到了中央认可。图为习近平2017年考察山西。（新华社）

1月9日下午，骆惠宁（左）拜会了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右），向后者致以新年祝福。（微博@香港中通社）

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至2019年夏天，20多年时间里，香港的问题一直在积累和发酵过程中。例如在经济方面，香港人多地少，房屋需求巨大，却长期限制土地开发面积和房屋供给速度。作为中国对外沟通平台留置海量资本，被集中引导投注到地产界，由此形成的新型“地主制经济”严重挤压工业、互联网、科研等其他产业，同时盘剥香港市民收入，是香港民生困顿、住房困难、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却长期得不到有效引导和规制。而中央对香港的让利、施惠之举，以及在周期性经济危机时力保香港经济，这些做法固然延续了香港的“繁荣”，却也固化了香港经济“脱实向虚”的路径，令其经济方面的问题得不到正视和调整。香港地产和金融界成为“最大赢家”，香港普通市民则沦为“最大输家”。香港人心有怨气也在情理之中。

再如在政治层面，中央对港“垂拱而治”，不提“全面管治权”，港府则奉行“小政府”的运作模式，“井水不犯河水”成为双方的默契。香港由此成就“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美名，其全球人类自由指数排名第3位。这种“自由”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也是执政者的“不作为”。中央对接香港更多是通过香港精英，特别是与香港富商和政界高层密切交往，而与香港中下层失去了联络。再加上一向扎根香港社会的建制派的阵地也明显收缩，香港社会形成了自成一体的运转逻辑，不仅排斥建制派、港府和中央政府，而且其舆论情绪趋于极端，香港与内地情绪严重对立，中央的任何言行都被“妖魔化”，可以说是香港回归中国后最不好的一种结果。

中央涉港方面对于香港这些潜移默化、长期发酵的问题缺乏了解，或是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传递不全面不准确的信息，无法对香港发挥积极的沟通、协调和引导作用，这些或许都是值得反思之处。

当然，中央层面也应该有所反思。或许，即使中央层面很多决策成员也没有预料到中国内地自身的发展形势会如此可观。

基于改革开放之初很长时间以来的发展差距，香港被普遍视为成功的案例，甚至是中国内地的学习对象，例如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开发就参考了香港的模式。很多人认为香港一直保持回归前“自由经济”的样式，“马照跑、舞照跳”，就会一直“歌舞升平”。那么，中央层面也就无意去介入和了解香港的情况，也没有经验和眼光去发现香港存在的问题，更无力去解决那些问题。

但是没有想到，在短短20年时间里，中国内地GDP从1997年9,616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2.24万亿美元，香港仅由1,774亿增长至3,414亿，香港GDP与中国内地的比率从18.4%聚降至2.8%。当然如果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相比，这种反差会更加强烈。

骆惠宁就任中联办主任后，中共治港体系或将发生巨大变化。（VCG）

骆惠宁（右一）治理山西扭转了当地政治和经济困境。（新华社）

中国执政者在改革开放40余年里收获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逐渐摸索出一套系统性的治理逻辑和方式，其执政能力有所提高，也拥有了相当的自信。中国内地的治理水平在某些方面走在了香港前面，例如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金融风险治理、房地产行业调控、民生改善等方面。

因此，香港问题的持续积累与最终爆发，是一场时代性的困局。就如同在中国内地封闭和落后的同时，作为中国对外联络中转站，受到英国殖民专制统治的香港却能够大踏步迈向繁荣。身处其中的人们，都受到所在环境和时代阶段的限制，以后人的眼光去挑剔前人的探索是不适当的。

如今香港正在历经的波折，放在过去数十年来近乎一帆风顺的历程中来看，尽管显得异常突兀，对早已弊病缠身、虚火过旺的香港来说却也是一次难得的“回调”，让习惯了顺风顺水、无为而治的执政者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是一项何其沉重、复杂和艰难的事项。对香港这一座城市的治理已是如此，对人更多、地更大的整个中国治理而言当更是如此。

正视香港之“痛”

香港与中国内地仍有很大不同。中国内地所有地区都有自上而下的，中央可以一以贯之、完全掌握的完整政治架构。香港却在“一国两制”之下实行另一套适应西方资本主义选举民主的制度。香港自身拥有“高度自治权”，长久以来形成了自我治理的完整架构，再加上政界侧重“两制”思维、民意存有反中情绪、中央长期笼络倚重的富商则只求逐利自由与财产保值，中央与香港的关系很难有所增进，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也就难以落实。从这一角度来说，香港的修例风波也是其自我改革，以致行稳致远的一个难得的契机。

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中央对香港治理的改进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激发与引导香港管治团队发挥更积极作用，承担更大责任，改变香港政府“小政府”式的运作模式，在中央支持、立法会和建制派配合下施以更大力度推进涉及香港深层问题的治理，例如在改善基层民生状况、引导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以法治的方式消解教育、网络等领域的违法行为。

其二是加强中央与香港之间的联络，延伸中央对香港的触角，扩大统战范围，对接香港社会中下层和年轻人，全面准确掌握香港的民情动向，重塑与中央的及时高效沟通渠道，并与香港管治团队形成协调配合，构筑一层保障香港行稳致远的防护网。

香港是一个繁华的都市，但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香港繁华背后一直有着自己的“痛处”，香港人有怨气也是情有可原，如今已经不能继续“后知后觉”，也不能继续“讳疾忌医”。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中央与香港需以极大的决心与合力，才有望逐渐消除香港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