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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并未“战狼化” 只是“战狼回归”(组图)

2020-01-25 来源: 多维新闻 原文链接 评论3条


11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并回答记者问题。耿爽个人风格强硬,被视为中国外交官“战狼化”的案例。(中国外交部官网)

2019年12月11日的外交部发言人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国大使和丹麦法罗群岛政府官员的对话三度发起提问,询问中国大使是否在谈话中提及要求对方使用华为5G,以及中国是否在与法罗群岛洽谈自贸协定。对此,发言人华春莹先表示该提问有事实性错误,而后表示美国高官满世界抹黑中国企业才是真正的威胁,在第三次被追问时则反问“谈还是没有谈到华为,你认为有任何区别或实质意义吗?美国官员、大使可以满世界抹黑攻击中国华为,难道中国大使同其驻在国官员谈合作的时候,就不能提到中国公司的名字吗?这是什么逻辑?你是不是觉得中国还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美国可以满世界抹黑、攻击、打压中国,而我们连名字都不可以提,更不能还嘴,你认为是这样吗?我告诉你,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有责任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合法权利。”

时光倒回五个月前,在7月3日的外交部发言人记者会上,当有记者就香港社会运动提及英国外交大臣亨特(Jeremy Hunt)“英国支持香港居民捍卫英方为其争取来的自由,希望所有国家履行国际义务。香港特区政府不得将抗议中的破坏行为作为镇压的借口”的表态,并就此征询中方评论时,发言人耿爽答道:“我已经连续两天就亨特先生的涉港言论作出回应,表达了中方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但是他似乎还沉浸在昔日英国殖民者的幻像当中,还执迷于居高临下对他国事务指手画脚的恶习当中,仍然不知悔改,继续信口雌黄……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一无主权,二无治权,三无监督权,根本不存在任何所谓‘责任’。英方动不动就以‘守护者’自居,这纯粹完全是自作多情、痴心妄想……我们希望英方,特别是亨特先生不要再自不量力,粗暴干涉香港事务,这注定是徒劳的。”

同样是2019年7月,美国宣布对台军售案、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Twitter上以英文直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分裂中国的尝试能够成功。玩火的人最终会引火烧身。言尽于此”。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还是2016年6月的中加外交部长年度会晤。在会晤后的记者会上,有加拿大记者就有关中国人权问题质疑“加拿大为什么要与中国保持更紧密关系?如何通过这种关系来促使中国改善人权?”,现场的中国外长王毅接过话题,怒目回答道:“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相对于过往数十年间中国外交官的低调谨慎,新一代中国外交官明显正变得愈发敢言。

英国广播电台(BBC)曾于2019年7月17日发文称“中国外交愈趋战狼化”。有人为此眼前一亮,有人则皱眉侧目,但这就是正在上演的事实。无论是在谈及“一带一路”、中美关系、涉港涉台抑或是应对西方媒体的“歪曲报导”,中国的驻外使节和外交部发言人们正愈发频繁、高调且有骨气地阐述中国立场。


近年來,中國外交官員的言語措辭正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Getty Images/視覺中國)


2019年12月13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2019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王毅民间形象甚佳,被视为近年来最优秀外长,然而其部分强硬措辞也受到自由派和外国批评。(新华社)


2019年9月27日,基里巴斯共和国在与台湾断交后,恢复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图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右)在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同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兼外长马茂握手。(新华社)

不过与其说中国外交官员愈发“战狼化”,或许更准确的评述是“战狼的回归”,而这还需从中共建制初期讲起。

北京前门煤市街曾经有一个新华饭店,那是一座二层木制的建筑,虽然设施并不十全十美,但在1940年代的北京城里,排场比之更好的也就仅有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了。这里也正是1949年新中国外交部设立的报到处。新政权成立后,新政府一个紧要的任务便是尽快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为此也亟需有文化、懂外语、参加过对外工作经历的人担任驻外官员。问题在于,毛泽东“另起炉灶”的外交决策决定不留用原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事实上也少有原国民政府外交官愿意留任。对彼时的中共而言,外交人才异常稀缺。

当时,中共中央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既然驻外官员所需要的品质是忠诚、刚毅、能断,那么解放军各部队的将军们不正好符合这些要求吗?“将军大使搞外交”也因此成了那个时代的奇景。

在那段岁月里,除了曾担任外交部长、被称为“元帅外交家”的陈毅,诸如袁仲贤(三野八兵团政委)、黄镇(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耿飚(一野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姬鹏飞(三野九兵团政委、杭州警备区政委)等一众人物,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将军大使。长年在战场上历经真刀明枪和尔虞我诈的将军们,将丰富的工作经验以大使身份充分运用到了外交战场之上。在那个两大阵营泾渭分明相互挞伐的冷战时代,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1955年,周恩来在访问非洲国家途中,临时决定应邀访问尚未建交的突尼斯,以“求同存异”精神与突方谈定建交问题。图为周恩来(左二)、突尼斯领导人布尔吉巴(右二)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左一)。(图源:中国外交部官网)

起初,面对来自于华府国会的敌意,中国别无选择地归附于苏联阵营,却也在与苏联的交涉中以自己有限的筹码,力求利益最大化。正是第一代中国外交官们不做半点退让的“战狼式”骨气,令周恩来得以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通过台前幕后的斗争,就印度支那反殖民和朝鲜半岛和平问题舌战16国代表,促进区域冲突的缓和,且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提振新政权的国际威望;也是这份坚持,令国家在必要之时不畏于战,在数次战争/战斗的牺牲和战果,乃至“两弹一星”的军事实力突破之基础上,为维护中国独立发展路线而大胆执行反帝国、反修正的“两个拳头出击”,令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有了得以实现的可能,乃至在那个国力羸弱的时代,取得了与国力不相衬的政治地位,与美苏形成微妙的三角关系。

当时中国的外交风格是有所让有所不让、以攻为守的。如果说联合国初创时中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是凭借国军红军百万将士的奋战、千万黎民的牺牲和世界地缘现实所决定,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30年后进入联合国,赢得“五常”地位,凭借的则无疑是建制初期那一代人所浇筑的政治和军事基础,而奔波于亚非拉欧美国家,敢战敢言又有所节制的“将军外交官”们,无疑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角色。

正是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所取得的军事政治外交基础上,“邓时代”的中国人才得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并最终以历史罕见的数十年长足稳定发展,构建了今天富足的综合国力和完善的产业结构。为了能够与那个阶段“闷声发大财”的宗旨相衬,当时的外交工作也一直是落实“韬光养晦”,暂且搁置与他国逐渐出现的分歧,确保外部环境总体稳定友好,在既有国际政经框架下将国家利益最大化。

这也就有需要第二代外交官们收起“战狼”的狼性,展现强大的忍耐力与亲和力,即便发生诸如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即使中国外交官因此被激昂的国民批为“没有骨气”,被带有侮辱轻视意义的“送钙片”,那一代外交人的工作也一直服从于彼时的国家发展需求。

因此,当今日人们审视中国外交官,认为其正愈趋“战狼化”,实则是以第二代外交官为标准,认为当代外交官员正偏离既有轨迹。但事实上,中国外交传统一直都有“战狼”传统。而今天的“画风突变”,事实上也是在顺应国家发展需求的改变。

关键词: 中国外交战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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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3)
ColinCat 2020-01-25 回复
是中国近年兴起,海权国家感到威胁,不习惯,急了。
嘉嘉家家加加 2020-01-25 回复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暗念刺猬 2020-01-25 回复
同理,中国从未真的改革开放,不过是闭关锁国前的粮草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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