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不住的大象 为毛习“强硬”外交政策祛魅（组图）

"两国国力相当,外交就是力量,两国国力悬殊,力量就是外交"，这是2003年中国大陆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面对甲午战争战败媾和的李鸿章所说的一句台词。这句话成为了回望近百年中国外交史的最佳注脚。将视线放在当下，从2012年迄今，习近平时代开启以来的7年时间内，中国外交官员越来越多地展示其强硬的和进攻性的一面，我们该如何认识这种“战狼式外交”现象；在习近平的眼中，“民族复兴”的宏大愿景下，外交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如今国际大势下又该如何认识从毛泽东时代的三分世界，两个拳头出击，到邓江胡时代的韬光养晦，再到今天外交积极有为的变化脉络？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上任后，在外交战略上开始走“积极有为”路线。（新华社）

力量就是外交——为什么“毛时代”外交强硬

中共建国初期，中国政府作出实行“一边倒”策略的决策，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冷战中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并积极与第三世界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1970年代，中国与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恢复正常，并取代中华民国而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明显提升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外交方针也顺应潮流转变为继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扛旗、不打头、不结盟”，另提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方针。

如果沿用本刊多次强调的“毛邓习”的政治断代，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实际上是责任最大的时代，同时也是对本文开篇“两国国力悬殊,力量就是外交”认识和实践最为透彻的时代。当时的中国等于重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诸多外交事件同样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为新中国定下怎样的外交基调也就成为重中之重，责任重大。这也是为什么周恩来会以总理之尊亲自执掌外交部，也是外交部位列中国国务院一众部委排名第一的历史渊源。

在上世纪80年代后，直至2012年，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中有几个经常被拿出来作为“批判毛泽东”的论据，为什么在50年代中国刚刚成立就与美国人打了一场“朝鲜战争”？为什么在六七十年代中国一穷二白，中国人尚且填不饱肚子的时候还要耗费巨大人力财力发展“两弹一星”？这两个问题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祛魅”的过程，一场朝鲜战争和两弹一星为中国“打出”了和平的七十年。当今天中国人看到伊拉克、叙利亚等过的境遇如同看到70年前的自己，当中美贸易战的“战火”开始波及到每个人，“弱国无外交”，“两国国力悬殊,力量就是外交”这种外交领域的警世恒言已经深入中国人的人心。

中国前外交部长吴建民在世时，曾被一些人冠以“鸽派”的身份。（VCG）

可以说，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强硬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首先是1840年之后中国的积贫积弱让毛、周那一批中共领导者对于“弱国无外交”有着切肤之痛。一方面是当时冷战的局势和意识形态划分，决定中国必须要“选边站”；同时，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外交人物历史使命只有一个，就是让国际社会承认中国，也就是让其他国家承认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合法代表，而不是台湾。这既要有外交的长袖善舞手段，又需要“两弹一星”的力量来为外交“保驾护航”。这种在外交哲学中的辩证法，相对论，主导着1949年至1976年中国外交工作。

外交就是力量——邓时代外交为发展保驾护航

在历史进入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国的“国运”迎来了新的时代。邓小平给这个时代中国外交定调“韬光养晦”，在此之后江泽民说“闷声发大财”，胡锦涛说“不折腾”。因此，邓江胡“三朝”中国外交就一直延循着“软”的路线前进。

正如同“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很多问题一样，从毛泽东事情的强硬，转身成为“闷声发大财”，后三十年的外交策略也一度饱受争议。“中方抗议”“中方强烈抗议”……这是邓小平时代三十年，中国外交部在一段时间里给人的印象。对公众而言，外交部发言人是了解中国外交最直接的窗口。他们的言论经常成为网络热点，有人叫好，有人编“段子”调侃，也有人“拍砖”，甚至有人给发言人寄过钙片，意思是发言人在有些问题上表态太“软”，需要“补钙”。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9年的南斯拉夫炸馆事件，2001年的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正在进行的中美入世谈判立刻被汹涌的民族情绪冰冻住了，示威人群围着美国大使馆高喊：打倒美帝，中美贸易谈判被升级为美国人在经济领域欺负中国。当时有人搞过一个社会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使馆事件发生后，接近一半的中国人都认为中国在贸易谈判上不应该做任何让步，甚至不应该再加入世贸组织。而受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IBM被扔了砖头块，比尔盖茨的软件被被抵制，当时微软公司大中国区总裁罗迈克吓得不敢出门，跟人说自己像一只过街老鼠，没处躲藏。整个“后三十年”，外交引发的中国民间积聚愤怒，总需要一个出口，外交部发言人收到这些“特别的礼物”也不足为奇。

但邓、江、胡对于这种国内民族情绪都一直延续这“谨慎克制”的政策，尽量不让民间情绪倒逼到外交领域，干扰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

“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其实也是由当时的世界大气候和中国国内小气候所决定的。在后三十年，中国外交的总体思路已经从“让世界承认中国”转移为“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当时整个中国都在积极的打开国门，融入世界。这个过程中遇到有争议的外交事件，用时间换取空间，“韬光养晦”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也是“外交就是力量”这句话的现实呈现。

但是也需要认清楚，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是在继承毛泽东、周恩来国际战略的基础上，围绕着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和因时顺势地制定何种对外政策等两个重大问题，不仅科学分析了其时正剧烈演变的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还藉此形成了一系列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判断。1985年提出的“两个转变”外交思想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第一个转变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放弃反苏统一展现政策，不在所谓“美中苏大三角”的思维框架下，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两个转变”被看作是中国推出冷战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希望中国能够和平发展，这是促使邓小平当时下决心根本转变当时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关键性动力。但是这种韬光养晦本质上与将在江胡时期在某些外交问题上“过度软弱”是有根本性的不同。

藏不住的大象——习时代思考“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不过到了胡温晚期，中国已经越来越难以像以前掩藏自己，经济体量的扩张催生与世界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适应困难，加之国内越来越高涨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外交策略重新调整也就再度成为中南海决策层的必然之举。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主要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中共看来，其跟不上时代发展、不适应现实需要的地方越来越多。“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命题从上任第一天起，就摆在习近平的案头。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成绩，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军事强国，这种崛起是全方位的。而且，因为国际关系上互联互通，错综複杂，中国的崛起直接推动了今天整个世界格局的调整。这种影响的范围不止是古代中国概念中的“朝贡体系”，如东北亚，东南亚范畴，更直接波及到美国、欧洲、中东乃至非洲。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中国是因为自身实力难以全方位影响世界，邓小平时代中国是因为发展要求需要主动避免“出头”，那么习近平时代，无论是自身实力还是主观意愿，中国都到了要全面参与“世界治理”当中。

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向世界释放了中国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政治设想。在随后的几年中，该设想不断完善，两年之后他在日内瓦万国宫所做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正式宣告习近平外交理念的初步成型。

在这之后两年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就全球治理问题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亚太经合组织等重要多边场合多次阐释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主张。即使在被视为主要聚焦中国内政事务的中共十九大报告中，都出现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的表述，并给出中国要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在2月末刚刚公布的中共提出的修宪建议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建议写入宪法……这些表述和政治动作都标志着习近平本人，对如何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这一问题的答案越来越清晰。

习近平在国际治理体系上，如此费劲心思笔墨，是他将其视为中国“民族复兴”的重要一环。无人可以否认，今天习近平要重拾这个东方古老帝国威严的雄心。这种雄心体现在习近平将中国外交策略由“韬光养晦”调整到“积极有为”，体现在“一代人有一代人历史使命”的表述中。今天的人，不应该去非议毛泽东时代一穷二白却强硬的外交策略，也要理性认识邓江胡时期“闷声发大财”战略选择。对于当下中国外交“战狼式”外交风格，更要有建立在历史逻辑上的观察和认知，毕竟今天世界这个房间中，是难以藏住中国这头大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