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湖北”官场 中共为何没有第一时间“阵前斩将”

“一问三不唐志红，准备不足邱丽新，人不传人是高福，物资充足王晓东；等待授权周先旺，深感内疚马国强，可防可控王广发，答非所问蒋超良。”这是流传在中国网络中一则取名《湖北八骏图》的，短短56字写尽舆论对湖北官场的嘲讽。而实际上，湖北官场面临的不仅是滔滔民意，等待他们的恐怕还有难逃罪罚的政治问责。

武汉疫情防控不力，湖北整个官僚体系可能已失去中央信任。（AP）

继武汉被中国解放军部分功能军管之后，2月3日亲自披挂“上阵”指挥疫情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放话“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的，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

外界认为中共或有阵前斩将的架势，以平民愤。这恐怕不是武汉市长革职以谢天下能够平息的了。但是新型冠状病毒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问责了湖北官场又怎样呢？

当然，无论是从当前的社会舆情角度考虑还是回看整个疫情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湖北官场必然需要进行一番整顿，而且必须要有人负责。从中国全国31省区确诊数据来看，武汉以及湖北的确诊人数、死亡病例远超中国其余30省区人数总和，这其中还有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未列入官方统计数据的案例，这样惨重的伤亡事件，武汉以及湖北党政主官应负起主要责任。除此之外，封城之后，湖北出现物资供需不平衡，调度混乱，收治病例无序，当地红十字会背后的利益交易，甚至在中共高层发出指令后地方主官还一度迟于行动，这样的地方官场俨然成为外界看中国的笑柄。更何况如今舆论耿耿于怀的武汉以及湖北官员在疫情初期信息瞒报、缓报的质疑仍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但是如果仅仅盲从整个社会氛围对湖北官员喊打喊杀恐怕又并不是一个理性的做法。换句话说，即使让整个湖北官场杀头谢罪又能怎样呢？

首先，从客观条件来说，湖北官场这次成为舆论的靶子，固然有他们的主体属地责任失职，能力不足等原因，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形势严峻。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经发展为全球都极为警惕的公共卫生危机，连世界卫生组织的预判都几经更迭，更何况是一个地方官场。

这些政治官僚既有医药卫生等专业领域的知识壁垒限制又有汇报请示法规等的权力体制限制。正如武汉市长在接受采访时“无意”透露的中央与地方的之间的龃龉一样。

即使说武汉市能突破各种限制，就如2003年非典期间王岐山救火北京一样，展现出非一般的决断力与掌控力，恐怕也很难保证疫情不会更严重。更何况，中共政坛又有几个王岐山呢？因此，武汉以及湖北官员在疫情中的一些饱受诟病之处并非是不可原谅，应是在情理之中。 恐怕这也是北京没有像2003年非典一样在“第一时间”阵前斩将的主要原因。

此外，从综合实力来说，湖北在中国全国31个省区，GDP长期稳居前十；从医疗卫生情况对比，虽然与北京、上海仍有差距，但是中国全国仅有的一个P4实验室（目前是人类所拥有生物安全等级最高的实验室，被称为病毒研究领域的“航空母舰”）正坐落在湖北武汉。而主政武汉的“一把手”马国强是中共十九届中候补，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曾经的金融行长，掌管湖北已经4年时间，在中国防控金融风险中，以蒋超良坐镇的湖北省还曾被舆论特别提及。纵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湖北在这次疫情“大考”中仍被评“不及格”，可想而知，如果疫情发生在其他省区又将如何？

因此，问责湖北或许可以回应舆论关切，但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钥匙”。正如上文所称，形式主义，官员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湖北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视为中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普遍典型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就要回归到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研究的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上。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议题早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有提出，在去年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正式作出决议，但是几年下来，包括中国的官僚阶层对这一议题的认知要么停留在概念性的认知上，要么仅是喊喊政治口号。可在这次疫情的考验之下，通过湖北官场，想必中国的整个社会都会这一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切身体会到中国当前距离“第五个现代化”的距离。这包括中国官员在突发重大事件上展现出的领导力与整个体制机制的高效快速运转的支持配合度，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弹性问题，包括中间阶层普遍存在的能力不足，官僚习气十足问题。或许今天中共已经有了这样的切身体会，但痛心的是，认识总是从教训中学来。

武汉肺炎疫情或许会加速中共“第五个现代化”的议程，不过在这之前，湖北官场恐怕难逃一场政治整顿，问责与整顿就是一个警醒，而这个警醒是必须的，无论是对出与对公众的交待还是基于中共近年较为严明的纪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