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辨外星生命“是敌是友”？

因此，如果我们遇到外星人的踪迹，很可能是他们留下的科技产物，技术产物碎片可能在过去数十亿年里在星际空间中积累，就像塑料瓶堆积在海面一样，探测到外星科技遗迹的机会可以简单地从我们附近的单位体积中计算出它们的数量，而不是从德雷克公式中，严格地讲，这个公式仅适用于现存文明的通讯信号。

外星智慧生物是否遵循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所提出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理论”？这将是未来人类与外星人接触时最为关注的，基于人类发展历史，我们对道德伦理能否获得银河系所有智慧生物的认同表示怀疑，也就是说，未来我们接触到的外星人是敌是友很难定论。

相反，一套允许外星技术系统主宰银河系的行为守则，也会让它们更有可能成为我们首次接触外星人的方式，实际上，这种行为守则将作为一种自然选择的达尔文式进化，有利于能够长期坚持的系统，并以最快的速度繁殖和传播，通常自我修复机制来减轻星际旅行中产生的伤害。到目前为止，这种行为守则可能已适用于银河系内所有恒星周围的宜居带，包括太阳系，银河系大多数恒星比太阳早形成几十亿年，这意味着这些恒星孕育的高等科技比地球人类更先进，很可能作为智慧技术物种曾统治过银河系。

未来十年，人类的人工智能系统很可能取代人类智力，因此我们有理由想象，与3D打印机连接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在其他星球复制自己，并通过机器学习适应行星间不断变化的环境，可以在长途星际旅行中冬眠，在邻近恒星的区域启动充电电源，利用恒星光线补充能量。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大胆猜想——神秘星际天体“Oumuamua”的扁平薄结构是用于收集太阳光进行充电的，同时，扁平结构适合于作为信号接收器，接收放置在宜居行星上的探测器的通讯信号，例如：地球或者火星。

谈及此类探测器，如果美国五角大楼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讨论的一种或者多种未知空中现象（UAP）可能起源于外星球，那么科学家就需要通过收集更多数据来解读潜在外星生命的行为目的，由于从他们的起点发出的任何信号存在时间延迟，并且操控飞行器的很可能是人工智能系统，处于自动飞行模式运行，那么我们如何分辨一个自主运行的外星人工智能系统是敌是友？

之前人们对外星人的传统认知可能起到误导作用，就像希腊人使用特洛伊木马潜入特洛伊城并取得战争胜利的故事。因此，我们应该首先研究外星探测器的行为模式，从而弄清楚他们在寻找哪种类型的探索目标及数据，其次，我们应该检查分析潜在的外星生命如何回应我们的行动，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以促进自我利益的方式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最重要的是，人类应该避免向这些探测器发送混合信息，因为这会混淆我们对潜在外星人反应的理解，任何有关如何采取行动的决定都必须由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协调，并由地球上所有国家的政府机构进行持续监督。

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使用自己的AI系统去正确解释外星AI系统，这种体验就像证实我们的孩子的计算机水平超过我们一样，在这场技术博弈中，专业技能和人工智能等级可能比体力和自然智能更为重要。

作为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我们的命运一直在自己的掌握之下，未来我们遭遇外星人工智能系统后，这种假设或许就不成立了，因此，在银河系文明的竞争中，技术成熟度为达尔文式的生存带来一种紧迫感。只有科学技术足够先进，我们才能克服来自外星技术设备的威胁，希望在银河系的种族中，地球人类的人工智能系统能胜过外星人的智力，就像美国狂野西部的枪战一样，幸存者可能是第一个毫不犹豫的拔枪人。（叶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