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大代表”抨击蒋介石独裁，蒋又气又恼：你们不配对我谈民主

中共和民盟、社会贤达总是指责蒋介石不讲民主，搞独裁统治，蒋介石自有一番说辞，美化掩饰，搪塞过去。但是国民党内也常有人说蒋介石独裁，有些人是出于对国民党前途的担忧，蒋介石至少在表面上会表现出一定的雅量；而有些则纯粹是图谋一己一派之利，蒋介石就按捺不住怒火，痛斥之，怒骂之。

“民主”二字，尤其是蒋介石不爱听的，特别是从国民党党内同志口中说出来。

抗战胜利后，根据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国民大会”必须在改组政府、内战停止、训政结束后进行。但是蒋介石执意发动内战，国民党一时间占据了军事上的优势，蒋介石兴高采烈之余，便想继续在政治上排挤共产党人，召开“国民大会”，造成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既成事实。

不久，蒋介石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名义，下令于1946年11月12日召开一党包办的“制宪国民大会”，开始所谓向“宪政”的过渡。

实行“宪政”，必须筹办各级各类民意代表选举，如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各地方参议会议员选举。

但以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之东北、华北多数省份处于战区，短期内没有条件办理这样全国范围的选举，国民党内温和民主派雷震就认为“行宪与戡乱，两者不能同时并行，至为明显。”主战派的白崇禧也建议，国大“拟请延期，应俟军事胜利后召开”。

但蒋介石经过反复的权衡利弊，还是决定举办“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是国民党对外宣称多年的目标，而且蒋介石要的只是“国民大会”这个招牌，办选举的目的是为了展示“民主”而非真正实行“民主”。所以，这些不利因素不仅不是障碍，某种程度上倒成了他操控选举的必要条件。

既然蒋总裁发话了，“国民大会”是非办不可了，那么就准备选举吧！于是，好戏就上演了。

要选举，就必须有竞选。1947年6月25日之后，国民党在国统区成立各级选举事务所，积极准备“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事宜。

国民党为了绝对控制“国大代表”的选举，一再强调国民党中央决定其党员的提名权。蒋介石为选举确定的指导方针是：“选举必须公开，但候选人应由国民党提名，不能自由竞选。”

蒋介石提出：“党员参加竞选，必须由党提名，绝对禁止自由选举，任何党员不听命令自由竞选，党部即开除其党籍。”

好嘛，好好的“国民大会”选举，硬生生变成了国民党党内选举。

这样一来，因为国民党在组织力量上有绝对优势，加以中共被排除在外，国民党取得胜选根本不成问题，关键是有意参加竞选的人谁能取得党内提名资格，党内提名成为国民党内各派系竞争的舞台。

因为牵扯到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党内竞选便演化成为一场闹剧。

由于国民党中央掌握提名权，有意竞选者不再到基层从事竞选活动，反而向南京跑。一些竞选“国大代表”或立法委员的活跃分子，事先都想插入国民党中央的内定名单之内，这些人都设法运作关系，找CC派，找党国大员，乞求蒋总栽圈定他们的名字，因为谁得到一圈，谁就奠定了当选的基础。

国民党内本就派系复杂，各派系都在为己派谋利。在竞选活动大半年的时间里，国民党上下为选举牵扯了众多精力，争取党内提名者需要奔走投靠，得到有力者的支持；得不到党中央提名者则四处活动，通过各种方式谋求签署提名。无论是何者，派系归属均在其中大显神通。

但党内名额毕竟有限，尽管有蒋介石圈定、打招呼、搞平衡，但也不可能让每个人、每个派系都满意，于是差不多有所竞选者都怀疑这样是否“公平”。

执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陈立夫在回忆录中说：“此次选举，中常会决定由政党提名后，致许多人纷纷来京竟圈（找蒋介石内定），造成奔营之风。圈到者固然满意，未圈到者又皆集怨于中央。”

国民党中央绝对操纵选举的办法引起了严重后果。

提名结束，进入竞选阶段。国民党中常会形成决议：“中央决定之同志，未获当选者，各级承办选举之同志，应由中央查明情节，课以责任。”

接着规定：“未获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党员，即使当选“国大代表”，也要被撤销资格。”

尽管国民党中央暗中操纵、一手包办，却仍然有许多不服者起而竞争。加上国民党内派系争斗的原因，最后的选举结果出现了意外：许多内定的人员没有竞选上“国大代表”，一些未获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党员竞选成功。

面对这种情况，国民党中央拿出了非常武断的办法：扣发未获提名而当选者的当选证书，命令他们退让，把他们的代表名额让予他人。

国民党中央这样做，等于是赤裸裸地把“自由”选举当作了儿戏。

如此荒唐做法引发了混乱，那些被要求退让的当选者和获得提名的落选者都感到愤愤不平，齐聚南京，举行静坐，绝食示威。

面对乱哄哄的局面，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接见了部分“退让”代表，对他们说：“大家要知道，今天不能单纯讲理，也不能单纯讲法，为了政治上的关系，必须迁就事实。”

有些被蒋介石圈定而选为“国大代表”或立法委员的积极活动分子，为了标榜自己竞选的公正，也为了迎合舆论，大肆批评蒋介石如何如何独裁而不民主。

蒋介石知道后大发雷霆，痛骂说：“当初你们唯恐我不独裁，不圈定你们的名字。现在你们自以为是民意代表了，说我独裁了，不民主了。老实告诉你们，你们不配对我谈民主。”

选举被操弄，缺少公正性，透支和破坏了党员所余不多的对党的信任，“派系与私人关系便成了决定的主要因素”，“总而言之，一切均因人而异”。所以，这次选举结果非但没有加强国民党的团结，有亲历者反而称其为“毁党祸国的大选”。

为了改变不合乎国民党中央心意的选举结果，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通过私下勾兑协调，在党内解决问题。

1948年1月30日和2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当选的非经正式提名的国民党代表均须劝让，但可得书面奖励和一定的经济奖励，否则将予党纪处分。后来，又设置了“勘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容留“退让”代表，并给予一定待遇，才平息了混乱的纷争。

党内纠纷平息了，仅存的两个“民主花瓶”青年党和民社党的问题又让蒋介石感到头疼。

为了让青年党和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给国民大会增添一些民主的色彩，国民党暗中允诺两个小党，将保证他们在“国大”中保有一定数量的代表席位。可是，青年党和民社党受国民党基层组织的挤压，通过选举获得的代表席位寥寥无几，他们一怒之下，声称要退出“国民大会”。

国民党中央只好让出部分代表名额，而这些名额首先从未被提名而当选的代表那里获得。

这又引起部分国民党人士强烈反弹，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反对分配名额，认为分配代表名额违背“民主”原则，等同于政治“分赃”，表示坚决反对。

青年党与民社党参加了制宪国大和政府改组，赞同实行“戡乱动员”，在中共和民主同盟无法出席国大的情况，为了这最后两个“民主花瓶”不再打碎，蒋介石决定，国民党代表以得票多者为当选，“对友党实行退让”。青年党和民社党就势下台阶，闹得沸沸扬扬的国大代表选举风波总算问题告一段落。

其实，无论是国民党给小党派适度让利，还是青、民两党打着反对垄断的旗号要求“民主”，说到底，都不过是为自身谋利，而无关“民主”与否。

“国大代表”的选举好似一张大饼，国民党把持了大饼的一大半，明处是自己的人，暗处还是自己的人，选举来，选举去，国民党标榜的所谓“宪政”仍然是他们家的“一党专政”。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行宪国大”）在南京开幕，本次国大的唯一任务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

总统非蒋介石莫属，本无悬念，但是副总统选举却一波三折，蒋介石执意打压的桂系领袖李宗仁却战胜蒋介石力挺的孙科，上演了一出此次国大最为“民主”的大戏。

蒋介石十分难堪，他感叹：

“本党组织低落，纪律废弛。”

孙科在检讨时说：“本于此次竞选经验，深觉本党之组织与纪律有加强与改善之必要”。

这说明国民党中央已经很难约束下属的行动，控制力正在急剧下降。

但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李宗仁，还是国民党内哪个派系，本质上都认为国民大会只是走过场，是政治博弈，是派系之间拳头和肌肉的较量，与西式民主的政党轮替执政、政府首脑更迭并非一回事，并无放弃政治独裁垄断之念。

蒋介石与李宗仁

李宗仁与孙科

派系纷争是国民党长期无法解决之顽症，其党内派系林立，互相争执，党同伐异，从而在根本上影响国民党的统治力和执政力。果不其然，半年之后，桂系便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统治风雨飘摇之际，发动了一幕“逼宫”好戏。但换上一个新的派系，也无法解决组织涣散的国民党已经烂到根子里的问题。

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带着他的“国大代表”跑到台湾去了。

由于处于“戡乱”状态，无法“改选”，这届“国大代表”直到1992年才全面改选，任职长达45年，被称为“万年国代”，真是世界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观。

但所有去台湾的“国大代表”都心安理得，享尽垄断政治资源带来的利益好处。蒋介石是独裁者，但那些党国大员哪个不是视民主如花瓶、如摆设、如门面，无怪乎蒋介石对这些人说：“

你们不配对我谈民主

”。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