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逝世前后：汪精卫三劝立遗嘱，遗体险被毁，南京50万人送殡

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三十载，推翻两千年帝制，开创一百年中国新气象，孙中山居功至伟，但他并没能完成毕生追求的革命事业，他的生命在新一轮的革命高潮中戛然而止。

1925年的3月12日，孙中山因为肝癌在北京逝世，终年59岁。直到1929年的6月1日，这个伟大的灵魂才最终安息在南京紫金山。

其实在1924年10月，那个时候的孙中山，身体就已经出现了状况。

他此前患有肝病，但却当成胃病来处理，而后又受冯玉祥之邀，坐船两个多月从广州远赴北京，此次劳苦奔波让他的病情雪上加霜。

12月31日下午4时30分，孙中山抵达北京后，在北京饭店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然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当晚，北京协和医院的德国医生克礼、狄博尔来到了北京饭店，随同过来的还有来自天津的德国大夫史密特。

三位医生共同会诊后，一致认为孙中山患的是最烈的肝病，情况不容乐观。

五天后他们再次为孙中山进行了会诊，并建议进行手术，但是孙中山只同意用内科的方法来治疗。孙中山自己曾是一个医生，但可能真的就像人们所说的：医者难自医，孙中山拒绝了手术治疗。

他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的病情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同时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局势，不允许他安心地在医院治病养病。

会诊的医生开始为孙中山进行注射治疗，使他的病情也因此有所稳定。但仅仅半个月后，孙中山的病情再次加重。

医生克礼发现孙中山的眼睛中出现了黄疽的迹象，他意识到孙中山肝脏中的脓已经侵袭到了其他部位，再不进行手术就来不及了。克礼赶紧会同美国、德国的医生，商讨手术方案。

此后两天，孙中山已经无法进食，一吃饭就会引发呕吐，体温也愈来愈高。于是，孙中山在妻子宋庆龄的陪同下来到了协和医院，协和医院的外科主任邵乐尔主刀进行了开腹手术。

当医生将他的腹部切开的时候，被眼前的情况吓了一跳，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面上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结节发硬，整个腹腔里面的脏器都已经粘连在了一起，根本就没办法进行手术。

通俗的来讲，肝癌已经扩散到了全身，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医生只能从他的肝上取出了一小块组织做活体检测的标本，然后将肝部的脓液吸出，最后将伤口缝合，整个手术只进行了25分钟。

得知孙中山已经是肝癌晚期的消息，宋庆龄悲痛欲绝。作为孙中山的爱妻，两人见面是在1913年，那时留学美国的宋庆龄刚刚大学毕业，而后来到日本与父母汇合，在父亲的引荐下见到了孙中山。

从那之后，她就常跟着大姐宋霭龄一起到孙中山那里协助他工作。据日本友人梅屋庄吉的女儿回忆：当宋庆龄弹琴唱歌的时候，孙中山一直看着她的侧脸。

不久后，宋庆龄与姐姐一起回到了上海。两人的离去让孙中山倍感失落，他不止一次的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没有人帮自己处理英文信件了。

当然，宋庆龄对孙中山也是非常仰慕的，在朋友朱卓文给孙中山先生的信中，便提到了“宋小姐极愿效力党事，且急盼党事之成”这样的话语。

一年后，受孙中山的邀请，宋庆龄回到了日本，并住了两个月，两人的感情也迅速升温，两颗炽热的心都向对方打开自己的心房。

宋庆龄在后来的自述中称：“孙博士得悉我在学习中文，他赠我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活动，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使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所吸引。”

宋庆龄感受到来自孙中山的爱意，尽管父亲不同意他们之间的婚事，但她依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孙中山结婚。

宋庆龄与孙中山之间相差二十七岁，他们的婚姻在当时几乎没人能够理解，祝福更是奢望。连孙中山周围的友人接连来劝告他，但都被孙中山一一挡了回去。

父母不支持，朋友不认同，但热恋中的两人并不在乎，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

孙中山对这段婚姻感到非常满意，他在给康德黎夫人的信中说：“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大学受过教育，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儿，我现在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侣兼助手。”

对于这段感情，宋庆龄也是十分珍视。她在婚前曾说：“我愿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革命需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的心一直在追随着你。我的生命已经跟你的事业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所以，此时当得知孙中山病危时，宋庆龄的心里自然是无尽的悲楚。

进入病房内，宋庆龄稍微收敛了自己脸上的愁容，在看到孙中山紧皱的眉头时，赶紧关切地问：“达令，怎么了？又痛了？”

孙中山并没有说话，只是认真地看着她，一如平时那样。很久之后，他才开口对宋庆龄说：“你应该休息，你眼圈都黑了。”

事实上，自从孙中山生病以来，宋庆龄精心照顾，为了能让孙中山安心休息，她甚至在寒冬腊月，只穿着袜子在屋里走动。

廖仲恺的妻子何香凝曾这样说在病榻前服侍的宋庆龄：“在先生病榻之旁，三月未离一步，衣不解带，食不知味，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吾人永念不忘者，则为孙夫人，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

虽然此时的宋庆龄身心俱疲，但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悉心照料，丈夫的病能好转起来，就在宋庆龄心怀憧憬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却做出了一个让她无法接受的决定：让孙中山立遗嘱。这对于宋庆龄来说，无疑是在摧毁她的希望。

1925年2月24号，也就是孙中山去世前的第十七天，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来到病榻前，汪精卫请求孙中山立遗嘱。

而孙中山在看了一眼妻子后，很不高兴地对他说：“我病如可痊愈，则所言者甚多，设使不幸而死，由你们任意去做，又有可什么可说的？”

汪精卫还想坚持，他说：“先生之病不久当可痊愈，只恐调养需时太久，难以处理公务，而本党又处在重要时期，行动不能有一刻停滞，还请先生早赐教悔，以便我们遵守，以利党务进行为是。”

孙中山还是不肯，双方陷入僵持。孙中山不肯立遗嘱，究其原因还在于他觉得自己还能坚持，或许病情会有好转。

而且，考虑到妻子这段时间一直的努力坚持，如果他真的立下遗嘱，那岂不是将妻子最后一点希望也给断绝了，作为丈夫来说，实在是于心不忍。

但是，汪精卫却并没有放弃，又说：“诚然，先生著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诸同志都当竭诚奉行，还望先生为一总括之言。”

最终，孙中山只好同意口述遗嘱，此时的宋庆龄一直努力控制着情绪，不让自己当众失态。

孙中山一共写了三份遗嘱，第一份是《国事遗嘱》，也正是在这份遗嘱中，他写下了那句著名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第二份遗嘱是给苏联政府的，并且是用英语口述，所以代笔者是擅长英语的宋子文和孙科等人。其核心内容是希望中国和苏联成为盟国，以图在这个民族自由大战中携手前行，赢取胜利。

至于第三份遗嘱，是写给宋庆龄的，所以是《家事遗嘱》。遗嘱内容十分简短，但却是孙中山考虑时间最久的一份。

孙中山在遗嘱中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衣物书籍住宅，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成长，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尽管这份遗嘱的内容很简短，但内容却意味深长，重点不在于孙中山遗留给宋庆龄的那些微薄的家产，而在于“吾妻宋庆龄”五个字。

孙中山在遗嘱中，着重强调了宋庆龄以及她的身份，就是在为宋庆龄的以后考虑。

孙中山很清楚政治权力的险恶之处，在自己死后，如果宋庆龄和其他人政见不合，一定会有人从她的身份入手，试图将她“孙夫人”的名分抹掉，这将让宋庆龄失去防护伞。

因为宋庆龄并非孙中山的原配，而他们在日本结婚时，就连婚书都被人偷走了。事实证明，孙中山的考虑并非多余。

后来，蒋介石就曾制造宋庆龄再婚的谣言，并公然说卢慕贞才是真正的孙夫人。而正因为这份《家事遗嘱》的存在，才使得宋庆龄没能受到很大的影响。

遗嘱立完后，孙中山准备签字，但此时的宋庆龄却再也忍不住了，她哭出了声，在场的其他人也被她的情绪感染了，黯然神伤起来。

孙中山见此情景，就摆了摆手，决定先不签字。但拖了几天，孙中山的病情再次恶化，他的全身已经浮肿。

此时，有人建议他采用中医治疗，但孙中山却认为这是对医生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因此拒绝了。后来实在没办法，孙中山就搬到了铁狮子胡同，让中医来调养。但此时，任何医生都已经是回天乏术。

在孙中山去世前的最后几天，宋庆龄更加寸步不离地陪在孙中山的身边，甚至连躺在沙发上休息的时间也更少了。

3月11号上午8点，何香凝来到病房里看望孙中山，发现孙中山的瞳孔已经开始放大。

当大家把这个情况告诉宋庆龄的时候，宋庆龄出人意料的表现地非常镇定，虽然她的眼眶是红着的，但她的语气很坚定：“已经到这个时候了，我不但不愿意阻挠你们，我还要帮助你们。”

于是，宋庆龄转身进屋，一会儿就出来告诉大家：“总理要签署遗嘱了。”随后，她又转过身回到病房。

在最后签字的时候，因为孙中山已经气若游丝，没有力气写字了，还是宋庆龄帮忙抬起他的手腕，让他在遗嘱中签下了：“孙文，3月11日补签。”

那天下午在病房内，孙中山开始交代后事。宋庆龄一直在哭，而孙中山则安慰她说：“达令，你不用伤心，我所有的都是你的。”

宋庆龄边哭边说：“我什么都不爱，所爱的只有你。”

最后，孙中山向大家交代后事：“愿照其友列宁之办法，以防腐药品保存其骸，纳诸棺内。”

至于丧葬，他说：“遗体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政府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除此之外，孙中山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他年仅32岁的妻子。他先后将何香凝和儿子孙科、女婿戴恩赛叫到床前，嘱托他们：不能因为夫人没有生育子嗣就轻视她；要顺事夫人；不能因为她是基督徒就针对她。

3月12日上午9时25分，孙中山停止了呼吸，但直到去世，他的眼睛都睁得很大，并直视着早已泪流满面的宋庆龄。

在孙中山去世后，他的遗体被送去协和医院做了防腐手术，国民党方面也迅速派人去了苏联，询问列宁水晶棺的事宜。

但在水晶棺抵达国内以及陵墓修好前，孙中山的遗体一直是停留在北京。在孙中山去世三天后，国民党方面举行了小范围的家属追悼会，在家属吊唁完成后，遗体又被安放在了玻璃棺中，供后来者的瞻仰。

当天的灵堂中，贴着孙中山的那副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同时，在灵堂的正中间，还贴着孙中山遗嘱的全文。此外，就是社会各界送来的花圈，满满当当地摆了一屋子。

之后，孙中山的灵柩被迁移往中央公园的社稷坛大殿。在送灵的过程中，北平百姓，纷纷走上街头以祭奠孙中山的在天之灵。据说当时送灵的群众有74万人之多，为他抬棺的杠夫则有108位。

而后来孙中山的灵柩由中央公园转向西山碧云寺的时候，依然有30万民众护送到了西直门，又有2万人坚持送到了西山，从中央公园到西山全程15.7公里，但却有如此多的群众热情护送，足见孙中山在群众中的名望之高。

孙中山的遗柩被暂时安放到了西山碧云寺后，南京方面已经在着手准备建设陵墓，只等陵墓修建完成，再把他的遗体迁移回去。

尽管孙中山在生前已经交代过安葬选址，就是在南京的紫金山，但他却没有说出具体地点。所以国民党政府仓促间没有选定好地方。

直到1926年1月份，中山陵才开始动工修建，这一修就是三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孙中山的遗柩长留北京，也因此招来了一些麻烦。

因为孙中山所属的势力基本上都在南方，而北京地区长期被奉系军阀控制。1926年的时候，李景林和张宗昌组成了直鲁联军，他们打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攻入北京城。

当时，这支部队就驻扎在西郊地区，而他们的部队纪律败坏，经常有人去乡间闹事，就连孙中山的遗体也几次被这些散兵游勇威胁，好在守护的士兵誓死保护，才没有让他们得逞。

但在1927年的时候，随着北伐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连吃败仗，他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居然给张作霖说：“国民党胜利是因为孙中山的陵寝在碧云寺，得了风水。”

因此，张宗昌建议张作霖，派兵把孙中山的遗体给烧了。对于张宗昌这番荒谬的说辞，张作霖还真的信了，于是委派张宗昌带兵前往西山碧云寺。

张宗昌到达之后，逼迫附近百姓搬运柴草，准备点火烧灵。情急之下，守灵的士兵想到了正在北京的张学良，赶紧派人去通知他。张学良在得知后，立马派出一队骑兵飞驰西山。

当张学良的骑兵到达的时候，张宗昌正要下令点火，于是被张学良的骑兵驱赶了出去。

这件事后，守灵的卫士担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于是就将孙中山的遗体从金刚宝座塔内转移到了水泉山洞藏了起来。直到次年，孙中山的遗体才重回碧云寺。

1929年的5月份，南京中山陵终于落成，孙中山的遗体才开始启程前往南京。6月1日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在南京举行了奉安大典，迎接孙中山的遗体安葬于中山陵。

那一天，多达50万南京百姓前来向孙中山做最后的告别，一时间哭声动野，哀者芸芸，整个紫金山都被这肃穆的气氛所笼罩。

罗家伦在当时填写了一首奉安歌，唱道：“大道兮填填，哀歌兮极天，肃奉安兮国父......”

不仅是国内的各界人士参与了此次送行，各国政府和国际友人也都向孙中山表示了自己的敬意。

就比如孙中山当年的英国教师康德黎，就特意从伦敦寄来了一个以贵金属制成的花圈，上面写着：献给孙逸仙博士，康德黎赠。印度政府也有赠礼，是一对银质的小象，上面还写着“太平有象”四个大字，以此来纪念孙中山的和平统一救国的主张。

日本在当时也送来了一只全部用白银制成的直径一米的花圈。因为赠礼非常多，以至于国民政府不得不将陵园后面的万福寺改成了奉安纪念馆，用来陈列这些礼品，足见当年奉安大典的隆重。

奉安大典结束了，但关于中山陵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尽管国民党方面一直强调奉安大典的党葬属性，但究其规格来看，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范畴。

由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前后花费一千万，其中460万来自民众捐助，其余都是执政段祺瑞从“国库”支取。

而中山陵的命名一直以来也存在争议，因为这明显是一个古代帝王陵寝命名的习惯，不符合孙中山推翻帝制的革命家身份。也因此，一众高官惧怕承担历史责任，不敢认领中山陵的命名权，而是将其推给了设计师吕彦直。

中山陵是没有墓志铭的。本来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政客为了捞取资本，纷纷要求给孙中山写墓志铭，各方争执不下。

但在陵寝落成后，因为孙中山的政治遗产瓜分完毕，众人顿时失去了热情，以至于碑文内容一直没有确定下来。

最终，是谭延闿写了碑文，然后用一句：总理的伟大，是传文无法概括的，将事情搪塞了过去。

也无怪乎后来宋庆龄趴在孙中山的遗像前，放声大哭，同时说：“你真死了哇！现在的国家让一些狐朋狗党在那胡作非为，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你一点也不管呵？你真死了哇！”

宋庆龄是一个有着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她因为对英雄的渴慕，义无反顾的嫁给了大她二十七岁的孙中山，这样的女子，自然是不愿意与汪蒋之流合污。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先驱，在革命事业又一个高潮的时候，孙中山不幸病逝，让人惋惜。

而孙中山的遗嘱究竟为何人起草、关于丧葬的一系列问题，一直以来被人们所关注。

虽然很多问题未必会有定论，但这对既定的历史来说，只能作为一种补充，让我们更清楚地窥见，那段历史的沉重多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