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集体户已解散多年，他至今还保留着吃玉米面饼子的生活习惯

邵雨生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曾在东北边陲的蛤蟆沟大队插队落户生活了十年多，每当回忆起知青集体户十几名知青一同劳动，一起生活的场景，他心里就感慨万千，至今难忘那段青葱往事。。

1969年3月23日，如丝的春雨飘飘洒洒，邵雨生和父母泪别，跟随几百名上海知青一同来到了东北边陲的蛤蟆沟大队，他们十三名（七男六女）上海知青被分在蛤蟆沟大队第二生产小队插队落户。邵雨生和一名叫杨秋玲的女知青都是十六岁，他俩的年龄最小。

到达蛤蟆沟大队的第一个晚上，躺在知青点的热炕上，邵雨生哭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一同来的知青们以为他病了，大家都坐起来陪着他一起流泪。看大家都为他担心，邵雨生也坐了起来，用两只手交叉着擦掉脸上的泪水说：“我没事的，就是想家了，你们快睡觉吧。”

从此，知青点的十三名上海知青一同参加劳动，一起生活，大家同吃一锅饭，分睡两间房，知青们如同兄弟姐妹，虽不是一家人却亲如一家人。年龄最大的李志成自告奋勇担当了集体户的户长，他总是吃苦在先，以一个大哥哥的身份照顾着十多个弟弟妹妹。

在千里之外的东北边陲熬过了第一个不眠之夜，以后的生活中就算再苦再累，邵雨生再也没像刚来到东北的第一个夜晚那样哭泣过，他记住了张队长的那句话：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我说，但不许流眼泪。咱们蛤蟆沟的人就像蛤蟆，高兴了、生气了都可以鼓起肚皮叫两声，但从来不流眼泪。

1971年初秋，那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一场暴雨不期而至，被雨浇成落汤鸡的邵雨生晚间突发高烧，一度昏迷，李志成和知青们都害怕了，十几个人围着邵雨生不知所措。

看邵雨生高烧不退，还说胡话，李志成急忙披上衣服去找张队长。张队长气喘吁吁跑到知青点，看邵雨生病得厉害，赶紧到队部拉来架子车，车厢里铺了被子，让杨秋玲坐在车上揽着邵雨生，大家拉着架子车，在泥泞的道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公社卫生院跑去。

打完第一瓶点滴，昏迷的邵雨生才清醒过来，四十度的体温降到了三十八度。看邵雨生清醒了，几个女生都抹开了眼泪。邵雨生却笑着说：“大家都忘了张队长的话了，咱蛤蟆沟的社员就要像蛤蟆一样，生气了高兴了都可以鼓起肚皮叫两声，但不能流泪。”听了邵雨生的话，大家都破涕为笑了。

从公社卫生院回到知青点，邵雨生端着张队长媳妇给他做的热汤鸡蛋面，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但他没让眼泪流下来，他大口大口吃下了那碗热汤面。在大家的关心照顾下，邵雨生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强壮。

转眼就到了1973年的春天，公社中心小学要在蛤蟆沟大队招聘两名小学老师，第二生产小队有一个名额，三队有一个名额。因为一队年前有一人参军入伍了，这次就没给一队名额。张队长原本要让李志成去公社中心小学教书，李志成说他是户长，他不能走，他要留下来照顾大家。张队长又让邵雨生去，邵雨生说他有力气，能干活能吃苦，还是让女生去吧。最后，杨秋玲去了公社中心小学，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当年秋天，李志成被推荐上了大学，他是第一个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离开蛤蟆沟大队的上海知青。

经历了四年多的劳动锻炼，邵雨生的个子高了，皮肤黑了，身体也强壮了。他不仅学会了各种农活，还成了蛤蟆沟二队的车把式和副队长。邵雨生在生产劳动中是一把好手，在生活方面也是一把好手，他被集体户的知青们誉为高级厨师长。大家之所以给他这个荣誉，是因为他不仅会炒菜炖菜，他最拿手的是贴玉米面大饼子。

千万别小瞧贴玉米面大饼子，这里面学问还真不少。烫面的饼子和不烫面的饼子完全不一样，锅里水多水少贴出的饼子也不一样。不管邵雨生怎样教大家，可谁贴的饼子也比不上邵雨生贴的饼子好吃。在蛤蟆沟二队，邵雨生贴饼子是很出名的（邵雨生说可能是他贴饼子时放了糖精，所以好吃），乡亲们都说他贴的饼子不仅好看还特别好吃。后来村子里就有了这样一条歇后语：邵雨生贴饼子——好看又好吃。

1975年的腊月二十三日，邵雨生和杨秋玲一起结伴回上海探亲，邵雨生专门带了几斤东北的玉米面，亲手给他父母贴了一锅玉米面大饼子，他还给杨秋玲家送去了几个玉米面大饼子。没想到自己的父母和杨秋玲的父母吃了邵雨生贴的大饼子都赞不绝口，都说太香了太好吃了，比白面馒头还好吃。就是因为那几个玉米面大饼子，杨秋玲的父母同意了邵雨生和杨秋玲以恋人的关系相处，，但暂时不要考虑结婚的问题。

那年在上海探亲期间，邵雨生参加了街道协同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医疗服务短训班，学习了中医理论和针灸推拿技术。因为参加培训学习，杨秋玲一人先回到了东北，邵雨生三个月后才回到蛤蟆沟大队。回到蛤蟆沟大队，邵雨生又到公社卫生院学习三个月，他成了蛤蟆沟大队的赤脚医生。

1979年6月末，已转为公办教师的杨秋玲回到了上海，她的母亲提前办理了退休，杨秋玲顶替她母亲去报社当了一名文字校对工作者。

看自己的恋人回到了上海，邵雨生心里说不出是忧还是喜，两年前他的父母就催着他和杨秋玲结婚，可杨秋玲的父母总是说再晚一年，原来他们一直在盘算着回上海。

再回头看看自己生活了十年的知青集体户，当初的十三日还剩了他们五个人，邵雨生心里猛然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和惆怅，当年刚来插队落户时，大家都高喊过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口号，这才几年啊，已有三分之二的人离开了蛤蟆沟大队。两年前他和杨秋玲还说要扎根东北一辈子呢，杨秋玲不也回上海了吗。

就在邵雨生感到迷茫惆怅之时，他们知青集体户的另四名知青也都接到了上海的信函，说上海方面已经联系好了工作单位，让他们尽快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紧接着，邵雨生也接到了他父母和杨秋玲的来信，内容几乎一致，都是让他尽快办理户口迁移和相关手续的，还说上海知青办已把相关手续寄到了当地的县知青办。

难忘的1979年7月28日，雨过天晴，艳阳高照，邵雨生他们五人刚收拾好行李，张队长和好多社员就涌进了二队知青点的院子，走在前面的是张队长的媳妇，她端着一盆黄灿灿的玉米面饼子，看到邵雨生就笑着说：“雨生，大婶子贴的饼子虽比不上你贴的好看好吃，但你们一人都要带上几个路上吃，以后啊，你们再想吃咱蛤蟆沟的玉米面大饼子，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一刻，五名上海知青流泪了，张队长和乡亲们流泪了。在蛤蟆沟插队落户生活了十年多，邵雨生这是第二次流泪，他也是第一次看到张队长和乡亲们流泪。

2001年5月4日，张队长因病住进了省城的医院，得到消息的邵雨生第一个通知了当年的集体户长李志成，李志成第一时间又通知了当年在蛤蟆沟二队插队落户的所有集体户成员。5月9日上午，十三名上海知青齐聚张队长的病房，他们回来看望老队长了。

就在大家围在老队长身边安慰他时，医生宣布了一个天大的喜讯，老队长的病情是误诊，不是不治之症，很快就能出院。皆大欢喜，老队长当时就从病床上跳了下来。

三天后，邵雨生为老队长结清了医疗费，他们一行十三人跟着老队长回到了蛤蟆沟看望了乡亲们，重温了他们当年插队落户的感觉。离开蛤蟆沟时，李志成代表十三名上海知青，给老队长留下了两万块钱。

第二年秋天，邵雨生和杨秋玲夫妻俩又回到了蛤蟆沟看望了老队长和乡亲们，还为老队长买了一个竹制躺椅。

目前，早已退休在家的邵雨生还保持着一个习惯，一周至少吃一顿玉米面大饼子，都是他亲手贴的。每次吃玉米面大饼子的时候，邵雨生都会给他们集体户的知青们打电话，谁有时间谁就到他家来，吃完了还要带两个回家。他们还有一个约定，每年的3月23日都聚会一次，这天是他们离开上海去东北插队落户的日子，邵雨生说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