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发展史：呼市建城、移民开垦、文教进步、民风转变

本文是为前往乡村工作的人进行的绥远地方史讲演。作者郭象伋（曾任教育厅厅长）时任绥远省通志馆馆长，对本省掌故如数家珍。

该文以明清时期呼和浩特城市发展史为引子，阐述了民族地区，明清以来汉蒙两族人民的不断融合中，绥远省政治制度的变迁、不同类型土地的开垦、文教事业的兴起、基层社会控制以及民风转变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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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娘子（1550年—1613年），本姓奇喇古特。中国明朝中后期漠南蒙古军政人物，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王妃。

当明朝嘉靖年间有

阿尔坦

者，就是史书上所说的

俺达

，初由河套东移丰州滩，就是如今的归绥县城一带，依照汉人办法筑起一城，盖起房屋居住名曰

拜牲

。又因此地水草丰美，开田种谷，引水灌溉，内地人民来此地者亦陆续不绝，所以当时西土默特部很是富足，彼时此处蒙语为

库库和屯

，译成汉语就是

青色之城

的意思。到了隆庆初年，与明廷通好，封俺达为顺义王。万历十五年，又封俺达之妻为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其城赐名为

归化

，所以后来汉人亦有呼为

三娘子城

的，这就是归化城的来历。

由明朝一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此地在土默特游牧地界内，统名之为曰归化城，就是如今归、萨、托、清五县，和包头、武川一部分的地方。雍正元年，因汉人来口外种地的渐多，蒙汉交涉的事情也渐繁，才设立归化城

同知衙门

，管理蒙民事务。后因地面宽阔，仅一同知厅官兼顾不到，又在归化城附近，及萨拉齐、托城、二十家子、清水河、善岱、昆都伦七处，各设一

协理通判

，乾隆初年又裁并一次，改为

归化同知

。萨、和、托、清四通判，到了道光年间，萨拉齐的厅官也改为

同知

，口外所设的这五厅都是在土默特境内。

绥远省全图1931

至于绥西后套、绥东察哈尔西四旗，清初对于蒙地有禁垦的功令，所以在那时后套垦务不能开发。至乾隆年间，禁垦的功令废除后，汉人陆续往套地开垦，察哈尔四旗的

厂地

也逐渐开放。但本省开地却不始于乾隆年间，如今归绥东乡所谓四村水地在康熙年间已经开垦，各厅大官粮地在雍正年间已由

土默特都统丹津

奏准开放，征收军米；归化

庄头地

也在雍正年间召人开垦，这是本省开垦最早的地方。

至于口外牧厂地，多在嘉庆以后招民垦种，按年征租，当地农民称

征米官地

为大粮地，

征租厂地

为小粮地。当时五厅除少数官粮地，及察哈尔四旗境内的丰镇、宁远二厅，王公马厂地，由官招垦征赋外；此外大部分土地，盖由汉人直接向蒙户商得同意，立约承种。蒙利民租，汉利蒙地，自行交易，官厅概取放任主义，不加干涉。所以在前清种地，每年只交蒙古地租，在官厅并无任何负担。入民国后，因清理官地，始征官租。上次曾说过，后套在明清之际，陕西山西两省边境农民入套租地耕种，始终概未间断，不过就河饮水，没有大规模渠道，春出秋回，也没有聚成村落。

后套地形图

据父老传言，康熙年间大军西征噶尔丹，内地人民随同大队沿兵站大路西入河套，从此套内地户较前增多，

缠金渠

附近，大概在那时已经开地很多，现在的永济渠就是从前的缠金渠，为后套八大渠中最先有的一个渠。至道光咸丰年间，后套因经过多年经营，地方很是繁盛。同光之间，军队剿平回匪后长期驻扎套地，人民负担过重，地户多有逃亡，因而地荒渠费，渐见衰败。

经地商郭敏脩

（xiū）

、王同春等努力开渠，到光绪中年，套地又复兴起来。

在光绪末年，垦务局未设以前，后套能不断地经营，未至闭歇，完全是人民自垦的结果，国家并没有加以提倡。

按过去情形看，

乾隆一朝是本省开发最盛时期，城市的商业发达，乡村的户口聚集，

如今还可在庙宇的碑迹上证明多半在乾隆年间开始繁盛的，所以绥远城的驻防将军，管辖各厅的归绥道，也都在乾隆初年设置的。当年本省的开发，其主因为蒙汉贸易集中之地，外藩货物汇集之区，历来以藩商事业见称内地。

晚清重臣张之洞1837—1909）

而文化每致落后，那时来口外的人多是务农经商，读书人极居少数，偶然有游学来此地的，也都是来去无定，农商大户想为子弟聘请良师，很是一件难事，遇到考试童生之年，还得回原籍投考，寒士就不易凑办，因此读书人不能增多。同治年间，朔州

王庚荣

曾游学此地，深知口外不立学校文教难以大兴的情况，他在光绪初年做御史时，特为此事奏请立学，部议迁延，未能实行。

到光绪十年，

张之洞

在山西巡抚任内，奏准口外改制，把向归朔平府管辖的宁远厅、大同府管辖的丰镇厅，划入归绥道管辖，连原有归、萨、和、托、清，共为七厅，同时奏准归绥一道设置儒学教谕一员，管理七厅学务。童生三年应试之期，归道台就近代考，考卷交至大同由学台阅定榜示，从光绪十三年起，每三年一次，至三十一年停考，前后共有7次，名额每次增加。

私塾

从自从立学以后，各厅人民读书风气大开，内地耆宿来此地设帐授徒的比以前增多，本省的文化可以说从此时才算有了根基，以后地方士绅都是从此发源的。

本省在前清因为是个商业区，当时所谓耆绅在商而不在士，各厅官对地方兴革大事多与乡耆议商而定。乡耆是由商界公举，任期一年，期满另举，直至光绪末年，学界人士众多，已大非昔比。又值举办自治，这是各厅士绅热心参与，组织会所，办理地方公益，自此以后，地方遇有兴利除弊的事，官绅商才算联为一体，共同负责办理。

至于乡村的情形，各厅民户都是由客民寄居而来。

边厅的户口，当初编造也很简单，在雍正年间初定有编甲的办法，就是合十户为一牌，设一牌长，合十牌为一甲，设一甲长。因村户零落，必须联合数小村庄才能变成一甲，按当时乡村住户无多，设立甲长管辖百户，就可以稽查匪类，不至于发生烦难。这可以说是本省举办保甲之始。此后经200余年亦没有多大变更，当然奉行日久，成了具文（即空文），每年不过由厅官照旧册造送，总户数不及200万。

光绪十年（1884），

张之洞

因口外改制，奏准

编立户籍，

引起一次纠纷。张抚的意思是，因为寄民已成土著，住户历年增多，如照雍正设立牌甲的办法，户没有一定的籍贯，人没有一定的姓名，土客混淆，良莠难分，于是行政上有种种的困难。他议定各厅所管的境地，按三等办法：将种地纳粮的，编为粮户；有房产种有田地的，编为业户；带有家眷并无房产不常居住的，编为寄户。如有只身佣工无户可编的，附入三等户籍之内，有三等户中都不肯具保容留，就驱逐出境或递解原籍管束。

蒙古仍隶属本旗，回民与汉民一律编户，这个办法正预备实行，蒙汉官厅因此起了争议。将军副都统说是编立户籍后，恐占碍游牧；巡抚道台说是编立民籍，正为除莠安良，蒙民相安，两方互奏。结果奉旨复查，此时就此拖延下去，表面上虽照原奏定案，但事实上始终没有做到。那时，门牌册子虽是载明某村甲长、牌长的姓名，每牌十户男女大小口数，但不是确实的数目。口外各村庄因为有编甲的习惯，后来都有甲头名目办理一村公务，就是这个来由呀。这是本省在从前编审户口经过的一件事。

概括的说来，本省在有清一代，虽是因商业关系地方发达得很快，但因前百余年多寄民，后来百余年才渐多土著，尤其是清末至民国新设的县治，坐落年浅，村庄稀零，不及内地便于联络，所以民情容易流于涣散。如内地的村规社约，有组织有规律的习惯，历来没有养成，这是口外各厅以往的一种缺陷，不过近年情形可就大大改变了。

第一，绥地人民最初全是从晋陕两省而来，多属于边境贫农，世世相传，风俗极其简朴，人民最讲服从，本质纯实，概没有浮伪气习；

第二，各县乡村入民国以后，饱受天灾人祸，防灾虑祸的心比较以前十分迫切。

举一二个例子来说。民国初年创办

民警

，乡民很不愿意，后来因其受土匪的迫害甚大，差不多都是自动起来办保卫团，很著成效。从前种地，有山泉河流的地方也不注意水利，自经十七八年大旱灾后，不经几年，开渠种树的地方很多很多。

现在人民一般的心理，都知道所处的环境，安长守旧不容易支持下去，可说心里已经有了相当的改造了，对于官厅训练，自卫的一切事体，当然心悦诚服的接受，与从前遇事敷衍官厅，截然不同了。可是人民的普通心理，对创办一件事，不明真谛，每意怀疑，在未办事以前，必须把要办的事切切实实地开导明白，无论如何，总要使他没有疑虑，然后再放手做去，自然事半功倍，诸君将来到乡村工作，这种情形想来是很清楚的，无须多说的了。

《长城(绥远)》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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