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堂的钟声，在禾城的上空回荡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特殊的声音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那就是每天早晨六点准时奏响的钟声。“当——，当——，当——”，那洪亮的、悠扬的钟声在禾城的上空回荡足有5分钟的时间。

它几乎成了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起床号、报时器。现在回想起来，那钟声似乎从未间断过，至今敲钟人风雨无阻、雷打不动、锲而不舍的举动深深地感动着我。

这钟声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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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家住在广平桥堍的中山路上，在路的南面、紫阳街的西侧，曾耸立着一座西洋教堂。这里就是那响彻禾城上空的钟声的发源地。

这是一座天主教的教堂，它的正式名称叫“圣母显灵堂”，又叫“圣母堂”、“仁爱堂”，俗称“天主堂”，据称是中国最大、在远东排名三。这座教堂的出现是缘于1902年嘉兴文生修道院的建成，使天主教在嘉兴的影响得以扩展。

1903年，意大利籍神父韩日禄把加尔默洛会(圣衣会)从海盐车辐浜迁到嘉兴城内，先是在沈家弄(今中山路南边、子城西边)建造一座小教堂。因信徒日增，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韩日禄在沈家弄（即现址）选址重新发起兴建“圣母显灵堂”，而就是这一创举竟耗费了他13年的岁月。

正因为费时久远、耗工巨大，因此在1930年竣工时，呈现在世人眼前的这座哥特式的天主教堂，巍峨雄伟、美轮美奂。其大跨度的拱形屋顶开创了嘉兴建筑之先河，45米高度的双塔穹隆钟楼更是雄居当时嘉兴的制高点，成了嘉兴颇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

西方建筑的特点：高高的台阶、巨大的厅柱、环拱型的缀着五彩玻璃的门窗、绘着彩画的穹顶、镶着精美浮雕的廊柱，在这一建筑中都一一体现。

这座建筑的宏大还在于它完善的附属建筑：神父座堂、神职人员住宅、教堂前修整得很好的草坪等，总占地面积7720平方米，建筑面积1320平方米。

值得一提的是，天主堂建好后，韩日禄不远万里从法国巴黎运来了一口圣钟。这口圣钟高1．10米，底口直径1．10米，重657公斤，被装于圣母堂的钟楼之上。就是这口圣钟，它那钟声在嘉兴的上空回响了35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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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由于外国神职人员的撤离，只剩下一个姓沈的中国神父主持，天主教堂实际上已经处于失控状态。教堂西边的那排带着拱型长廊的房屋——这可是神职人员办公的场所，住进了一个解放军的骑兵排，而前面的非常漂亮的草坪上建起了臭气熏天的马棚。

骑兵移防后，房屋搬进了十几户居民，往日庄严肃穆的景像荡然无存；天主堂东面原来供神职人员居住的两排房屋成了嘉兴标准件厂的厂房，机声隆隆、油污满地，已无昔日的安祥宁静。

因为我家离天主教堂很近，五、六十年代这里曾是我儿时的天堂。那时的天主教堂尽管每日晨钟依旧，白天几乎已无人迹。我们往往推开虚掩的大门，时而在礼堂中一排排座椅间穿行戏耍，时而沿着空空作响的扶梯，爬到钟楼的顶端，研究有许多巨形齿轮组成的、雕着许多外国字和圣经人物的大钟。

遗憾的是每日里听惯钟声的我最终未能与敲钟人谋面，他的形像如同“巴黎圣母院”中那位像貌丑陋、心地善良的卡西摩多？还是面目和善、满腹经纶的老者？不得而知。

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天主教堂所在地，姚家埭一带如同是一个外国人的教会区。圣心医院、仁爱堂育婴所一字排开。再向西，砖桥弄的北边就是圣心堂及嬷嬷们的生活区。

这是嘉兴最早的医院和慈善机构，因此天主教在嘉兴的发展过程也是嘉兴医院及慈善亊业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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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圣心医院、仁爱堂肓婴所成了嘉兴第一人民医院的一部分；而圣心堂这座回字型结构的西洋建筑，则楼上成了嘉兴三中老师和学生的宿舍，楼下成了学校的图书馆，圣心堂金碧辉煌的礼拜堂成了学校小型聚会的场所。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如今都不复存在。只有尚存四壁的天主教堂和因办标准件厂而被保留下来的神职人员住所。

尽管天主教堂而今己是残垣断壁，但我们从它那尚存的遗迹中，仍可感觉到它昔日的巍峨与辉煌。

今年七月份，我曾去贵阳的青岩古镇去旅游。当看见教堂与庙宇隔街相望、唱诗与诵经各不相扰，竟是如此和谐、如此理所当。中国佛教文化与西方神学理念在这天高路远、崇山峻岭的深处交汇相融、共存共扬，如此完好地保存下来，让人感慨。

由此忽然想到，旧时的嘉兴也曾有如此景象。城中尽管七塔八寺星罗棋布，而西方的教堂也穿插其中。同样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包容性。

与青岩古镇的教堂相比较，嘉兴的教堂显然年代久远而且要大得多。因为对于在中国的西洋教堂来说，嘉兴曾创造了两个中国第一：中国首座修道院与中国最大的天主教堂。

西方的宗教早在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就从波斯传入中国，这个时间是明熹宗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从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明确记载的。但在200年后曾遭唐武宗（公元845年）废置。

400多年后的元朝，西方的宗教又开禁。然而300多年前的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又遭遭到严厉查禁。因此，西洋教真正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应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知道，在一个盛行佛教的国度，光光依靠传教士的努力来传播一个陌生的、新的神学理念似乎并不成功，而坚船利炮才成了它长驱直入的保证。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曾任中国遣使会长的法国神父步师加，在巴黎遣使会上提议在中国建立会院和神哲院获准。所谓“会院”、“神哲院”，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神学院”——培养传教士的地方。

因为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日益扩大的一个个新教区，传教士的短缺是个大问题，在中国本土培养传教士当然是最快速、最见效的办法。于是巴黎遣使会选派了７名法国修生，在步师加的率领下抵达上海，欲建立一座培养传教士的“学校”。

起先在上海觅址，未果。之后，步师加以行医传教来嘉兴发展，趁一个傅姓地主与海关为通道争讼之机，在嘉兴北门外购得土地百亩，建造道院，一年后竣工。

于是一座以“法兰西嘉兴文生修道院”命名的中国首座“神学院”在嘉兴诞生。这是一座占地47.5亩，建筑面积5677平方米，“凹”字形的西式楼房建筑群，坐东朝西，左右分布对称，由教堂、钟楼等组成，底层是宽阔的开敞式拱门长廊，共有30个造型端庄唯美的砖砌拱形门。

在这里先后一共培养12年制神父155名，被派往全国各地教堂。可以这么说，嘉兴天主堂昔日的辉煌是与“法兰西嘉兴文生修道院”的建立有着相得益彰的关系。

可喜的是，改革开放后，文生修道院与天主教堂都列入了文物保护的范围，先是嘉兴标准件厂成功搬迁，天主教堂得到政府部门的保护，并制定了修复的规划。

更让人惊喜的是，那口远涉重洋来自巴黎的圣钟，它在销声匿迹24年之后，竟然在民丰纸厂现身，于1990年回归了天主堂。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它那洪亮的钟声又将在禾城上空回响，那可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声音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