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想和日本开战，段祺瑞说：“我们只能坚持三天！”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此时正好是民国三年，当时民国总统是袁世凯。欧洲战场正在厮杀，西方列强无暇顾及中国，于是给了野心勃勃的日本千载难逢的机会。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以威胁利诱的手段，历时五个月交涉，企图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这份条约可以简述为：

一、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

二、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

三、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四、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五、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虽然只有五款但是刀刀见血，日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亡我中国之心毫不掩藏。

后世都骂袁世凯卖国贼，实际是被泼的脏水，袁世凯当然不愿意去做这被人戳脊梁骨死后还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事。袁世凯连续紧急开会，召集北洋系的各位军政大员商讨。坊间传言，袁世凯席间曾问段祺瑞：“说如果真的要打，咱能扛几天？”段祺瑞哭丧着脸说：“大概其也就三天吧，三天过后是啥样，我就不能保证了。”

事情很明显了，打，是肯定没机会的，那怎么办？唯一的办法——谈！怎么谈呢？日本人的意思，咱秘密点，这点子事儿，咱几个知道就行，别宣扬出去。

很显然，对任何当国者来说，"二十一条"中对中国主权的这种侵犯已经完全超出了可以承受的底线。对袁世凯来说也是如此，在接到日本"二十一条"的密约后，袁氏愤怒地对其日本军事顾问表示："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

就在日置益递交"二十一条"的当晚，袁世凯就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外交次长曹汝霖、税务处督办梁士诒等人商讨应对之策，此后又连续召集陆军总长段祺瑞、司法总长章宗祥等人听取意见。这些人的态度并不一致:段琪瑞主张坚决拒绝，甚至不惜对日作战;孙宝琦认为"问题已没有谈判的余地，只有接受"，外交次长曹汝霖也主张接受；梁士诒则说:"不谈判就接受，在外交上没有这种成例。我们应与日本开会讨论，至于能讨论到什么地步，以后再看。"陆征祥也认为应该与日本谈判。最终，袁世凯表示"经过慎重考虑，主张和日方谈判。"

袁世凯当然也不傻，我打不过你，在谈的时候做点手脚总没问题吧？一方面，为了营造汹汹反日民意以增加谈判时的筹码，袁世凯还刻意秘密安排泄密"二十一条"并放任国内媒体报道中日交涉相关消息，通过舆论给日本人施加压力；另一方面，袁世凯希望使各国知晓"二十一条"对其在华利益的损害，因而对日施压逼日让步。这就是袁世凯当时的想法。

但是，虽然袁世凯想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制衡日本，但欧美各国都始终在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对中国利益如何则置之不理，甚至与日本狼狈为奸宰割中国。

袁世凯运用各种策略，使中日会谈拖延了近3个月之久，日本最终失去了耐心，遂于5月7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碟，限5月9日午后6时前给予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意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5月8日，在对外求助无效，国内又贫弱无力的局面线，袁世凯认为中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己接受日本通碟之要求"。最终，中日双方在1915年5月25日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从对日交涉的最终结果来看，虽然袁世凯最终仍无法避免妥协签约丧权辱国的命运，但是其三个月的努力，的确己使中国的损失尽量减少。我们将《中日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原本相比就会发现，最后签订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原本中第五号的七条没有签订，第四号全部删除，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这些不得不说是袁世凯外交努力的结果，尽管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

随着护国运动的开展，袁世凯最终死去。该条约的部分内容由于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在华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被废除部分条款。随后条约内容不断被改写，直至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彻底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