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一宗：历史上四位皇帝进行灭佛运动，其实从本质上挽救了佛教

本章所要讲述的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曾经有四位彪悍的皇帝对佛教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习惯性地将其合称为“三武一宗”。不过，大家要注意的一点是，这几位皇帝并非是一个朝代的，他们彼此间的间隔相当长。

“三武一宗”，分别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最早的和最晚的相差了500多年。在这50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历史进程不断地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北魏太武帝时期的佛教也与后周世宗时期的佛教有着明显的区别。

因此，庵主原本打算将“三武一宗灭佛”分成四章来讲，但后来又觉得有必要专门开一章笼统地介绍一下。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其实就在庵主给本章所拟定的标题——“三武一宗灭佛，实际上从根本上挽救了佛教”。

这一个论点，也并非是庵主一个人的独创，而是佛教史学家甚至部分高僧的共识。事实上，在“会昌法难”以后，作为中国佛教宗派幸存者的禅宗内部，就有很多高僧进行了十分深刻的反思。这一反省的思潮，直接影响到了禅宗后来独特的寺院经济以及修持方式，比如以机锋峻烈著称的临济义玄等人。

“三武一宗灭佛是客观上对佛教最大的拯救”这一论点，并非是庵主故作惊人之语的矫揉造作，而是出自本人对中国历史以及佛教史的熟稔所得出的。这样讲，或许要伤害部分人的宗教情感，因为在一些较为蹩脚的通行故事中，进行大刀阔斧地毁佛的这几位皇帝，下场似乎都比较悲惨。

因此，很多人通过将这些主持毁佛灭佛的帝王的悲惨下场，与毁佛灭佛本身联系到一起，搞出一套“因果不爽”的说辞。对于这样一套说辞，庵主本人的立场是很鲜明的，即它大概率是一种无稽之谈。当然，这套说辞抚慰了一些人的情感，也为佛教本身找回了一些面子。但站在逻辑的层面上去讲，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正信的佛弟子也不太谈论这一套说辞。

好，以上是对于本章内容的一些基本的概括，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正文部分。要想谈论“三武一宗灭佛”对佛教造成的客观影响，那还要先回溯一下历史上这几位皇帝所主导的这几次“法难”。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三武一宗”就是指谥号或者庙号带有“武”的三位皇帝，以及一位拥有庙号的皇帝（后周世宗）。如果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应当会知道谥号或庙号带有“武”的皇帝，一般来讲都是狠角色。而庙号为“世宗”的，其实也相当不好惹，这个庙号不是一般帝王能够享有的。

比如曹操死后其子曹植称帝，就给他追谥为“魏武帝”，西汉的刘彻谥号为“孝武皇帝”等等。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被追谥为“武帝”的帝王并不多，他们大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而庙号为“武宗”的皇帝，历史上只有三位，除了唐武宗李炎之外，还有元武宗和明武宗。当然，有人讲“武宗”这个庙号是“明褒实贬”，实际上也不大公平，因为这三位皇帝接手的都是烂摊子。

而“世宗”这个庙号实际上地位很高，比如西汉的刘彻、明朝的嘉靖、清朝的雍正，他们的庙号都是“世宗”。当然了，这都是一些历史上的闲谈，庵主讲出来是为了大家能够以更为宏观的视角去看待“三武一宗灭佛”这一历史现象。

拓跋焘

既然这些皇帝在历史上都属于比较彪悍有作为的那一类，为什么会对佛教下如此惨无人道的狠手呢？庵主以为大家不要再以受害者的心态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简单地回顾完整个事件的大致经过就能明白了。

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令在全国（指他所管辖的魏境）范围内进行“废佛”，整个事件的过程长达6年。“太武灭佛”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封建统治者“废佛”事件，但是，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宣布的大规模的废佛事件，对中国佛教造成了十分沉重的打击。

关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的原因，一直以来存在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那就是他听从了当时的宰相崔浩的劝诫，改信了寇谦之的天师道。正是这种信仰的改变，使得拓跋焘对僧侣残忍地举起了屠刀，几乎将自己辖区内的佛子屠戮殆尽。

这种说法的流传范围十分广泛，而且佛教的史传也对其记述得十分详细，一些高僧也将其引向“佛道之争”的老一套说辞。自然，对中国历史熟悉的读者心里也应当清楚，封建时代的统治者是不存在所谓“纯粹的宗教信仰”的。即便是被后世佛弟子尊称为“萧菩萨”的梁武帝，推崇佛教的背后也有着自己的一套“小九九”。

寇谦之

只不过，历史上的有些东西不好说得太细致，撰写僧史的高僧们也难免“揣着明白装糊涂”。而道教方面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也将计就计顺坡下驴，为自己增添了一个具有强烈戏剧性的文学故事。

其实，在北魏太武帝真正决定要“灭佛”之前，他已经做出了一个姿态。公元438年，也就是正式灭佛的8年前，拓跋焘要求境内50岁以下的僧人还俗。不过，这一项举措的实际效果并不好，这也是后来拓跋焘痛下杀手的原因之一。

“寻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以下者。”

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实际上是从更远的北方进入到中原黄河流域的。作为北魏的统治者，拓跋焘当时正面临着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境内的起义军不断地起来反对鲜卑人的统治。而这些起义军，与北魏境内的僧人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甚至在长安的一座寺庙，拓跋焘等人无意中发现了大量的弓箭、长矛、盾牌等工具。

此时的拓跋焘才猛然间醒悟，原来现在的僧人与父辈时期的僧人已经截然不同了。

梁武帝萧衍

在北魏初期，北魏太祖道武帝对于佛教是大力推崇的，甚至变相地将其尊奉为“国教”。统治者不断地提高僧人的地位，并且帮助其修建豪华的寺庙、给予大量的供养，还将当时的僧人法果敕封为“道人统”（道人当时指“沙门”，与我们今天所指不同）。

“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纵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正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所以，佛教在北魏统治者的扶植下迅速发展，他们的势力不断地向下发展。起初，僧人们与地方上的富贾豪强有所联系，而后，又逐渐渗透到了民间一般的知识分子甚至是百姓。终于，拓跋焘等人发现了这些苗头，本身就是外族的他不得不倒吸一口凉气——这些原来的伙伴已经成为了自己的敌人。

当然，原本作为巩固北魏统治基础的佛教，在发展庞大之后具备了宗教、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等完备架构的社会组织。它本来是一把被拓跋焘等人攥在手心里的利刃，但此时谁也不敢保证这把利刃不会伤害到自己。僧人数量极度膨胀、寺庙经济高度发达、民间威望与日俱增甚至出现了大型“武器库”的佛教，让拓跋焘等人睡不着了。

这个时候，本来就看不惯佛家的儒家站了出来，踢出了所谓的“临门一脚”。毕竟，佛教当时还没有完全中国化，它“无父无母、无君无臣、无情无义”的理念，与道教比起来更令儒生讨厌。但儒家自己没有宗教的那一套东西，儒生也不屑于成为那一把利刃，道教就这样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不知道这样讲，各位读者能不能理解庵主的意思，也就是在“太武灭佛”这件事情当中，其实佛教也不是什么“白莲花”，它有着自己的弱点甚至可以说阴暗面。正是这样的情况，让拓跋焘彻底地急眼了，本身就属于游牧的鲜卑族的他，采取了十分残暴的方式对佛教进行了毁灭。

“以伪太平七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令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则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在这里呢，佛教徒应当感谢一下北魏的太子拓跋晃，笃信佛教的他故意延迟皇帝诏书的宣布，让僧人们有了逃跑的时间。6年以后，拓跋焘一命呜呼，他的继任者文成帝马上就下令复兴佛教。其实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佛教在北魏的根是很深的，拓跋焘在将要命终的时候曾经忏悔自己杀戮过多。

不过，执政者个人的情感与其执政方针不能混淆在一起，这也是佛教史上很多事情讲不清楚的重要原因。总而言之，拓跋焘彻底地开启了“毁佛”的由头，他毁佛的理由和目的十分复杂，并非是民间流传的“信仰改变”。

而在128年以后，北周武帝宇文邕开始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二次“法难”，一般称之为“建德毁佛”。宇文邕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下诏灭佛，整个事件持续不到整整5年，但它的影响却丝毫都不弱于拓跋焘毁佛。

宇文邕毁佛从本质上来讲与拓跋焘没什么两样，都是为了最大化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不过，他们所面临的情况还是不同的，这要从北魏孝文帝讲起，他是北魏的第七位皇帝。孝文帝4岁登基、32岁去世，在位时间长达28年（471年到499年），他是历史上十分有名的皇帝。

英年早逝的北魏孝文帝，在执掌大权后积极地促进鲜卑等族人与汉人融合，鲜卑皇室对汉文化的学习与推崇达到了全新的高度。不过，北魏统治者在后期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中，这一政权分裂为了东魏和西魏。

公元534年，高欢在邺城拥立元善见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东魏；而宇文泰杀死元修后，在长安拥立元宝炬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西魏”。高欢的儿子高洋，在公元550年建立北齐，取代了东魏；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建立了北周，取代了西魏。

当然，南北朝这段时期的历史非常混乱，尤其是对一些没有历史基础的读者来说，各种政权林立简直看得人眼花缭乱。庵主在这里写出来只是为了行文的需要，大家也没必要被这些额外的信息所干扰。总而言之，北齐和北周可以被视作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的延续，但他们实际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北齐的主要组成人员是“六镇流民”以及关东世族，他们从总体上来讲要偏向鲜卑文化，在战斗力方面很是强悍。而北周在建国的时候对鲜卑族人依靠较少，因此在军事上的影响力就要小得多。不过，正是因为对鲜卑世族依赖小，北周的统治者以关中文化作为自己的依靠，不断地与当地的汉人进行融合。

这样一来，北齐在文化上依旧保留着北魏对佛教尊奉的传统，同时对道教也采取拉拢的态度。而北周则吸收了大量的儒家士子治理国家，它反而在日后消灭了原先强大的北齐。励精图治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战胜北齐后并未沾沾自喜，而是对其灭亡的原因进行了十分深刻的反思。

除了对北齐政权内部混乱的批判外，北周武帝宇文邕对佛教和道教基本上是完全否定的，尤其是“死灰复燃”的佛教。虽然北齐官方对外宣称重视道教，但实际上道教的影响力远远不如佛教，到了北周武帝宇文邕统一北齐北周时，佛教的规模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寺夺民居，三分且一。”

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当时佛教僧侣的数量超过200万，大大小小的寺庙超过5万所，积攒下来的土地、金银不计其数。更为重要的是，僧侣们趁着当时天下大乱，到处巧取豪夺占据了大量的寺产，而这些产业都是不用缴税的。同时，和尚们不必服兵役、也不必服劳役，这就导致了大量的流民削发为僧。

这样一来就导致几个很不好的结果：

第一，僧侣们占据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都成为了他们的私产，其实有违佛教原本的宗旨；

第二，大量的百姓涌入寺庙为僧，国家不仅减少了优质的劳力和兵源，还要供养这些不事劳动的闲人；

第三，僧侣们不断与地方上的势力眉来眼去，严重威胁到了当时的封建政府的统治。

这几件事情每一项都令宇文邕无法接受，更别提集中在佛教的身上了。加上宇文邕本身接受了儒家的思想，他与北齐的那帮鲜卑人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北齐的覆灭与鲜卑人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但北周武帝吸取了儒家的思想后，在政治上的追求与手段都与那些人截然不同。

换句话讲，宇文邕应当算得上是流淌着鲜卑血脉的汉人，至少在文化归属方面是这样的。他对于神神鬼鬼、不干正事的那帮人很是厌恶，其归趣已经完全是儒家立足现实的那一套了。当然，站在世俗的历史角度来讲，宇文邕此次灭佛的行动是正确的，他对于整个华夏文明未来的走向是有贡献的。

“数百年来官私佛寺，扫地并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禹贡八州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为民，还为编户。三宝福财，其赀无数，簿录入官，登即赏费，分散荡尽。”

从宇文邕在建德三年下诏灭佛的具体方针来看，他的确对儒家的思想把握得相当深刻。宇文邕不像拓跋焘那样一上来就打打杀杀，他对于僧侣们很是温和，几乎不存在杀戮的行为。不过，宇文邕取得的效果甚至要大于拓跋焘，因为他找到了“灭佛”的核心点——融刮圣容，焚烧经典。

什么意思，就是指将金属的佛像全部搜集起来融化掉，将佛教的经典搜集起来烧掉。古人讲“打蛇打七寸”，宇文邕这一招看起来虽然温和，其实是相当狠的。同时，他此次灭佛的目标也十分明确，那就是“要钱要人”。将寺庙的产业全部充公，一些滥竽充数的僧侣勒令还俗，这些人得到了正式的户籍之后该干嘛干嘛去——有户籍的百姓不仅承担征兵劳役的任务，还要缴税。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建德毁佛”的大致过程，宇文邕所取得的成绩也相当不错。不过，中国历史上最为彻底、规模最大的灭佛事件，还是发生在公元845年的“会昌法难”。

拓跋焘与宇文邕对佛教的打击力度虽然大，但毕竟他们统治的范围只限于北方，南方当时还是“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景象。但到了唐武宗李炎下诏灭佛的时代，南北早就重新弥合了，所以这次灭佛是全国性的。而且，唐武宗的一系列政策实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下的决心和执行的力度是最大的，对佛教造成的打击也是最大的。

唐武宗李炎从公元840年上位开始，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灭佛的计划。会昌元年，李炎将僧人与道士同时请到皇宫内用斋饭，不过，他当场授予道士紫衣却不给和尚，还下令僧人不许穿紫衣。隋唐时期作为中国佛教光辉的顶点时刻，基本上所有的皇帝都对僧人尊奉有加，像李炎这样的做法几乎不存在。

此后，唐武宗开始下令没收寺院的财产，一年后，他又下达了“杀沙门令”，仅长安被杀死的僧人就不计其数。到了会昌四年，唐武宗的灭佛运动开始进入高潮，他敕令拆除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寺庙、勒令僧尼还俗、将寺庙的财产充公。

“拆除寺院超过四万四千所，僧尼还俗人数超过二十六万，寺奴超过十五万人重获自由，良田超过千顷被没收。寺庙中的铜铁佛像，全部被融化后铸造成钱币以及武器。长安、洛阳这两座大城市，只允许设置四所寺院和三十名僧人。其他的州县，根据面积以及人口，只允许设置一所寺院，保留僧人五到二十人不等。”

当然，有些人讲道教在这次毁佛事件中得到了好处，其实也是无稽之谈。道教场所以及从业人员，同样受到了“会昌法难”的波及，而当时刚刚有点小成就的景教，则在此后彻底一蹶不振了。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武宗对待宗教的态度基本上是一样的，他对这些东西并不怎么感兴趣。

会昌法难的成果斐然，原本高高在上的佛教，一下子就跌倒了谷底。如果不是惠能的禅宗活跃在乡间僻壤，又基本建立了另一套丛林制度的话，佛教的种子就要断送在唐武宗手上了。唐武宗灭佛的动机比较复杂，但不可能是出于他的道教信仰，虽然表面上看来他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

究其根本原因的话，其实还是与佛教势力的膨胀有关。唐武宗时期的佛教又达到了极度膨胀的状态，很多人为了逃避赋税和徭役选择私自剃度出家，而寺庙又与地方勾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当时的唐朝政府已经入不敷出了，唐武宗必然要拿富得流油的佛教开刀，将僧尼驱散的同时让寺产全部充公。

当然，佛教当时无论是在上层知识分子还是底层的百姓中间，地位都是相当重要的。唐武宗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彻彻底底地将这一有着深厚基础的宗教斩除，还是保留了一些种子。但唐武宗驾崩之后，他的继任者马上就宣布崇佛，佛教又慢慢地复苏了起来。

唐武宗驾崩半个多世纪后，唐朝就灭亡了，再过了将近半个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毁佛事件发生了。不过，这次毁佛事件没有道士的身影，也不见儒家的身影。后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955年）宣布了自己灭佛的举措，时间长达5年。他的目的也非常明确，那就是国家的财政紧缺，而出家人的数量太多了。

“五代十国”时期，是“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延续，各路军阀纷纷起来相互攻伐。连年的战争使得当时的百姓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他们一方面要承受战争带来的巨大伤痛，一方面还要负担十分高昂的军费。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百姓通过出家的方式来逃避严苛的赋税，并且远离连年不断的战乱。

这样一来，朝廷就不愿意了，本来老是打仗人就死得差不多，还有这么多人不断地出家当和尚，国家在财政方面一下就吃不消。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大量的流民混入到僧团中，这直接导致了佛教整体水平的下降。人一多一杂，各种各样不如法的事情就发生了，后周世宗柴荣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现象。

与前面的“三武”相比，柴荣的灭佛算得上是最为温和的了，他几乎没有采取暴力的方式去对待僧侣。柴荣在毁佛方面的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下令废除寺院三千三百三十所，保留两千六百九十所寺院，同时对六万一千二百名僧尼进行了登记；

第二，他下令没有朝廷敕额的寺院一律废除，僧尼不能私自出家，必须要经过父母双方同意以及朝廷的登记；

第三，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要会背五百页规定的经文，十三岁以上的女子要会背三百页以上的经文，才算是符合出家的基本条件。不过，奴婢、罪犯、间谍、忤逆、盗贼等身份的人不能出家；

第四，对出家人的受戒过程严加管理，不允许任何人私自受戒或者授戒，必须要有“祠部”颁发的度牒且在规定的条件下才能正式出家受戒。

其实，庵主以为周世宗柴荣的这些措施，与前面的三位比起来真的是温和无比。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矫正了当时佛教僧团内部的很多不良风气，《旧五代史》对其诏令以及具体的条款记述得相当详细。至于他为什么也被列出“灭佛皇帝”的队伍中，可能还是因为得罪了全天下的僧人吧，毕竟他一下子废除了三千多所寺庙，还制定了那么多条条框框。

以上，就是“三武一宗灭佛”的大致过程，可以说庵主已经讲得非常详细了。从上面的叙述，大家也能够看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佛教表面上不断地被打压甚至差点走向覆灭。但是，实际上它每次试探到疯狂的边缘时，就出现了一股神奇的力量去制止其再走一步，即便有时候这种制止方式是充满痛苦的。

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首先进行了灭佛之后，中国佛教就不断地在进行中国化，无论是义理还是组织形式。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最后阶段，但它并未彻底走向成熟，其成熟的标志是惠能以后的马祖道一以及百丈怀海等人对丛林清规的制定。禅宗丛林的成熟使其避过了会昌法难，同时也启发了后世的禅僧们，他们接过六祖慧能的接力棒让佛教在华夏大地上薪火相传。

从东汉明帝时期的“金人入梦”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佛教与佛法始终在中华大地上未曾断绝，并且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与文化。汉传曾经出现了“八宗”甚至“十宗”这样的争鸣景象，虽然它们大都消失在荒烟蔓草中成为了历史的尘埃，但这些宗派都是佛教中国化的见证者。可以讲，它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不是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彻彻底底的遗憾。

站在这个角度去看“三武一宗灭佛”的话，庵主以为它在本质上挽救了佛教，在最危险的崩溃边缘将其拉到了正轨。当然，其背后有着非常深刻又具体的细节问题，本章的篇幅实在是有限，我们只能先讲到这里了。好了，本章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讨论。

同时，“庵主小圈”正在建设当中，对佛教历史、佛教哲学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加入。等到人数达到一定数量后，庵主将会在圈内专门开设系列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