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时期各方势力为鄂州造船技术大打出手

南浦古称“叹步”,《水经注●江水》记:“江水又东径叹父山,南对叹洲，亦日叹步矣，江之右岸当鄂州鹦鹉洲南，有江水右迤”。这说明叹步在叹父山之南，鄂州鹦鹉洲之西，据考南浦在今巡司河的人江处，即今鲇鱼套。何谓“步”?柳宗元《永州铁炉步志.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释日:“江之浒，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日步。”国之所以名南浦，照《太平寰宇记》卷112“江南西道"的说法:“因其在郭之南,故日南浦”。与鄂州鹦鹉洲相对的南浦,大约自汉代开始就已成为舟船泊地，魏晋南朝这里-直建有造船工场，人们又叫它船官浦。刘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二月，荆州刺史刘义宜、江州刺史臧质狼狈举兵反叛，孝武帝“先遗豫州刺史王玄谟舟师顿梁山洲内，东西两岸为部月城，营栅甚固”。王玄谟占据的是汉阳梁山洲及部月城。为孝武帝立下从龙之勋的抚军柳元景亦遣“偏帅郑琨、武念成南浦”。而叛方也想在鄂州夏口一带占有一席之地，“(臧)质迳人梁山，去玄谟一里许结营”，“质又遣将庞法起数千兵从洲外趋南浦,仍使自后掩玄谟”.通过在鄂州夏口、汉阳特别是对南浦的争夺,孝武帝得以平定荆、江之叛。史载梁邵陵王萧纶“南浦施安幄帐，无何风起，飘没于江”。看来南浦港埠既便于水师出入,又利于军用物资装卸。

黄军浦位于鄂州夏口黄鸽矶前的凹陷地带,紧接鄂州鹦鹉洲尾。《水经注.江水》日:“鄂州鹦鹉洲之下尾，江水差(“搓”音zha,作“水湾”解)曰(“曰”字当作“回")袱(“袱"作“水流回旋的样子”或“旋涡"解)浦，是日黄军浦。昔吴将黄盖军师所屯，在筑鄂州夏口城时将黄盖所率水军部在鄂州夏口沿江-带,黄军浦由此得名。为使破损船只及时地得到维修，并不断补充战船以增加吴国的水师实力，孙权在这-带相应地设立了大型造船工场。西晋惠帝永兴年间(304年-306年)，割据历阳(今安徽和县)的陈敏,遣弟陈恢来寇武昌，时任江夏太守的陶侃“以运船为战舰”，出兵击之。以运船为战舰，自然离不开造船工场对其作一番改造。《晋书》卷81《朱伺传》说陶侃曾命朱伺在鄂州夏口“作大舰”。桓温伐蜀时，即在武昌当年陶侃造船的工场和基础上建造战船。宋末沈攸之任郢州刺史，在鄂州夏口“缮治船舸,营造器甲"，以图不轨，事见《宋书》及《南史》沈攸之本传。

北齐天保六年(555年),郢城一度为北齐所有。为收复失地,梁大都督侯琪等率水陆6万大军并力攻城,北齐将领慕容俨“修缮城雉，多作大楼，又造船舰，水陆并具”，在城内粮绝、又无补给的艰难困苦条件下坚守郢城达半年之久，直到双方议和。慕容俨能在郢城创造战守史上的这一奇迹，除了他个人治军有方、城堡坚固等因素外，郢城中造船工场的作用不可小视。

有史料表明，当时的造船工场还承担官用、民用船舶的修造。《南史》卷67《孙场传》载，陈后主(583年-589年在位)时出任郢州刺史的孙场为了享乐，曾命人“合十余船为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宾僚并集,泛长江而置酒"，成为“一时之胜赏”。能将十余艘船舶联结在一起,并于船中构筑有亭有池的园林，鄂州夏口的造船工场若没有相当的技术，是难以造好的。

六朝时期鄂州夏口、武昌造船工场在造船技术方面的进步,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为适应水战的需要，战舰趋向于大型化，如上述孙吴时武昌所造“长安”巨舰即是。二是在战船上安装拍击敌船的“拍",所谓“拍舰”。“拍"大抵是利用杠杆原理装置拍竿抛射石块之类,或者直接用拍竿打击敌船的一-种机械装置.

除了官府造船外,六朝民间造船也很盛行，但我们对鄂州夏口、武昌民间造船的具体情况还不甚清楚。西晋末年杜强领导巴蜀流民起义，在长江中游及湘水流域多次与官军发生激战，双方均以“舟师”为主。《晋书.周访传》称流民军拥有大船只,并在船上“作桔槔打官军船舰”。而晋宋间活跃于今黄冈一带的西阳五水蛮也长于水战。流民军也好,蛮民也好，他们的船舰，除了缴获外，只能是自己建造。《隋书.高祖纪下》载,隋文帝灭陈后曾专门下诏禁止南方私人造船:“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民)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人官”。可见江南诸州民间造船历久成俗，而且能造出让官家备感威胁的大船，这“江南诸州”中当还包括荆、江、郢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