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明朝：全历史专访赵现海

全历史专访

专家访谈、深度阅读、纵深历史

赵现海\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2021-09

本期采访老师：

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明史研究室主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明史、长城史与边疆史，著有《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明长城时代的开启》、《十字路口的长城》等

书名令人眼前一亮，明朝不仅属于中国，的确也属于世界。不过，在明朝人的认知里，他们知道自己身处十字路口吗？

赵现海：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时代巨变，即使对于西欧人而言，也并未有清晰的认知，更毋论地处遥远东方的明朝了。因此，明朝人并未有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选择固守传统，还是迈向近代的历史意识。

但蒙古帝国毕竟打开了整个亚欧大陆各文明的历史视野，明初人对于蒙古帝国瓦解后，伊斯兰文明的东进，具有一定的认知。比如朱棣为防范帖木儿帝国东进，曾经在甘肃、宁夏地区部署重兵。

为扩大明朝的世界影响，朱棣也最早开启了大规模的远洋航行，并且有意地派遣了回族宦官郑和，以便于和伊斯兰文明开展交流。明中后期，耶稣会士、西方势力开始进入中国，日本、越南、缅甸借助西欧传来的火器，开始实现本国统一，并与中国发生战争。

明朝人已经逐渐认识到世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尤其是东南沿海的走私集团，开始深深地卷入早期全球一体化之中，认知到世界出现崭新的趋向。明朝政权由于秉持内敛的特征，在感知世界变化方面，显得较为迟钝，并未将对世界变化的认知，形成自觉变革的意识，而是有意地淡化。相应，明朝上下也并未强调时代正面临巨大变化，也未有十字路口的危机意识。

网络上一提到明朝，总有人说“天子守国门”。其实，迁都大多出于几种考虑，或是防边患或是避旧臣或是近补给。在您看来，永乐迁都究竟出于哪些考虑？

赵现海：朱棣迁都北京，从根源上而言，是他从个人经历出发，认识到迁都北京，不仅对于保障自身世系的地位十分重要，而且对于维护明朝北疆安全也十分关键。

朱元璋崛起于南方，倾向于延续两宋脉络，借助内地的经济优势，保障政权的长治久安。但朱棣却在很早的时候，就被分封到北平，整个的成长经历，都是在北部边疆。

他在北平的主要职责，便是抵御蒙古的南下，维护北平乃至整个北部边疆的安全。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也认识到了蒙古的威胁无法完全消除。因此，朱棣决定迁都北京，一方面借助自身长期经营的大本营，增强本世系对国内的强力控制；另一方面借此加强对北方边疆军队的控制，确立在全国的军事优势；此外通过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经营，提升防御蒙古，乃至经营蒙古高原的力度。

因此，如果说朱元璋定都南京，体现的是中原王朝在“安史之乱”以后，中原王朝倚重经济重心，以控制全国的思路的话，那么朱棣迁都北京，体现的是“安史之乱”以后，北族政权及其历史继承者，将治国的重心放在北部边疆结合部，利用军事力量控制全国的思路。

“海禁”是明朝一贯推行的政策，在此期间为何会出现郑和下西洋这样规模庞大的海上行动？

赵现海：朱棣延续并严格“海禁”政策与派遣郑和下西洋并不矛盾。“海禁”并非闭关锁国，而是禁止民众开展远洋贸易，但政权对周边国家，乃至遥远的海域国家的朝贡，并不禁止，而且为了显示天朝上国的权威，还积极进行招徕。

朱棣之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因为他以武力夺取帝位，在传统观念看来，得国不正，政权合法性存在问题。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朱棣要努力营造天下归附、万国来朝的局面，五征蒙古，南下交趾都是如此，而郑和下西洋更是他借助蒙元时代的航海知识与航海技术，将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秩序，向海洋世界大力扩展的举动。

在您看来，神剧《大明王朝1566》能够真实反映明朝官僚政治吗？

赵现海：这部电视剧我曾经看过，我觉得毋论在精神上，还是细节上，都很好地刻画了明朝政治的精髓。

明朝政治的精髓是什么呢？是废除丞相之后，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皇帝结合自身需要，将之权宜地分配给不同的机构，但又保留着随时收回的主动权。在这种政治结构下，所有靠近皇帝的势力，无论内阁、六部、宦官、后妃、佞幸都可以取得一部分的中枢权力，但又无法长期保留，所以彼此之间打得不可开交。明朝党争之所以十分激烈，根源就在于此。

在这部剧中，我们便看到了不同的政治势力，卷入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嘉靖帝不用上朝，便可以游刃有余地控制整个朝政。这部剧刻画的一个十分传神也很感人的形象，就是胡宗宪。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一方面有拯救乱世之心，另一方面又依附于严嵩。这看起来十分矛盾，其实完全是统一的。

明朝许多想干事，最后能干成事的人，都呈现出胡宗宪类似的选择。因为中枢政治十分混乱，政治斗争不断，地方督抚想有一番作为，必须要依附朝廷中的权势之人，比如王琼依附宦官刘瑾，杨一清依附宦官张永，即使袁崇焕也与魏忠贤有一些暧昧关系。

《万历十五年》近年成为大热门，有一种说法，“大明亡于万历”，这一论断符合史实吗？

赵现海：这个说法源于清修《明史》的判断。在我看来，是十分准确的。明朝采取内敛的疆域政策，这为周边民族的内压，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的东进，周边国家的崛起都提供了历史空间。

但直到万历时期，明朝才开始在实质意义上，面临着全方位的外来压力与边疆危机，这包括明朝与西南土司、西北民族的战争，与缅甸、越南的领土纠纷，与日本在朝鲜半岛开展的国际战争。

为解决这些问题，在明神宗的坚持下，明朝发动了多次战争，一方面表现为成功的边疆收复运动，另一方面也付出了军事、财政的巨大代价，为榆林地区的军民起义、辽东地区的女真叛乱，埋下了祸根。

明史在网络上很受追捧，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随之而来，您最想辟谣哪一个关于明史的错误认知？

赵现海：在我看来，现在大家对明朝历史有许多的不准确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宦官的理解，还是有着脸谱化的倾向。其实明代宦官制度与前朝宦官制度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宦官大规模、制度化地参政。

明朝通过对宦官进行系统的培训，让其在中央担当二十四衙门的职责，全方面负责宫廷事务。在中央政治上，宦官固定地与内阁等文官势力，共同负责为皇帝先行处理朝廷政务。在中央军务上，宦官固定地与文官、武将，共同掌握京营。在地方上，宦官也固定地承担起监督地方军政事务的职责。因此，明朝实际上形成了与文、武系统并立的政治系统。

相应，明朝绝大多数宦官并非如有些作品所反映的，是变态残忍、穷凶极恶的，而是接受了相当的儒学教育，承担着固定的职责，与文武系统相互配合的政治群体。所以，明代宦官虽然权力很大，但却一直没有对皇帝构成威胁，原因就在于被嵌入到了文、武、内的三权分立体制之中，无法完全掌控朝政。

历史因形形色色的人物而丰满多彩，如果有闲暇，您最希望为哪位明朝人物著书立传？

赵现海：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明朝人物是明宪宗朱见深，在我看来，他一直保持了一颗赤子之心。

朱见深三岁的时候，“土木之变”爆发了，作为英宗的长子，他被立为皇太子。但当时明朝出于挽救国难，拥立成年君主的考虑，最终并未将他拥立为皇帝，而是改立他的叔叔景帝。这是他的第一个磨难。

景帝即位之后，并未遵守诺言，将朱见深废黜，改立己子为太子。这是他的第二个磨难。英宗复位之后，朱见深被复立太子，但英宗晚年又有改立太子的想法，虽然最终并未实行，但朱见深仍然遭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可见，朱见深即位之前，屡遭打击，倍感压抑。在宫中长期照顾、陪伴他的，是景帝的皇后汪氏、宫女万氏。他在英宗复位之后，并未打击报复，而是对汪氏母女十分关照，并娶了万氏，也就是后来的万贵妃。明宪宗对万氏用情很专，万贵妃去世后，他感叹：“大长侍走了，我也将不久于人世”。果然在一个月后也去世了。

汪氏的女儿，碍于自身废帝之女的身份，坚决不出嫁。但明宪宗亲自做她的思想工作，并为她选了很好的驸马。不仅如此，即使对于于谦这样景帝一派的政治势力，明宪宗也十分同情，即位之后为于谦平反。朱见深为人十分善良，信奉佛教，每次秋决之前，都十分不忍，对刑犯能免则免。朱见深能够历经劫难而不改初心，登上皇位而不改其志，是孟子所说的能够保持赤子之心者。

明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