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收到密电：“二十四史已购得”，于是知道刺杀行动已获成功

1933年6月，上海的一间秘密车库里，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特务沈醉，正带人改装他们的汽车。说是“改装”，其实改动只有一个：把普通前风挡玻璃，换成一种特殊的“防爆”玻璃。

沈醉改装汽车，是为一个新任务做准备。不久前，他接到了戴笠的密令：

恐吓宋庆龄，驾车将她撞成重伤，

这是蒋介石的授意。

那么，蒋介石又为何要如此凶残地对待自己的妻姐、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呢？这还要从另一次谋杀说起。

刺杀杨杏佛

1931年8月19日，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逮捕，4个月后，蒋派自己的警卫头目王世和在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将邓演达处决。

虽然屠杀是秘密进行的，但作为蒋介石的主要政治对手之一，邓演达的“长期失踪”还是引起了外界的猜疑。没过多久，邓被“秘密杀害”的消息传开，一时间群情激愤，声讨声四起。

邓演达之死，成为蒋介石侵犯公民权利的典型事件。

“邓案”之后，随着各界不满之声的发酵，1932年12月，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沈钧儒和史量才这些全国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组织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机构带有明显的“左翼”倾向，它的总干事和副会长，是当时名声渐起的

杨杏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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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杏佛

原名杨铨，毕业于清华大学，曾经在美国深造多年。他广泛参与政治活动，尤其是民权保障工作。他“平生为人豪爽、待人诚挚、能诗词古文且善谈辩，前后任职均竭力奉公，于国事亦极热心。”1933年初，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杨杏佛还曾去华北，呼吁全国统一抗日。

这些都和蒋介石的既定政策格格不入。

对杨杏佛的活动蒋介石非常不满，他把“民权保障同盟”视为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决定动用特务来铲除异己，目标就锁定在了杨杏佛身上。

1933年3月中旬，戴笠正式从他的领袖那里收到了“刺杀杨杏佛”的命令。收到命令后，戴笠亲自部署，在上海成立了指挥部，还亲自指挥计划的推进。

杨杏佛和鲁迅

当时，杨杏佛和他的妻子赵志道居住在上海法租界，门牌号是环龙路铭德里7号。

刺杀前，戴笠对杨杏佛全家进行了密切监视。特务们发现，杨杏佛每天都要离开法租界两个小时左右。原来，杨酷爱骑马，每天早上有空就要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驰骋一两个小时。针对这个规律，特务们很快制定了一套在杨骑马时接近、刺杀的方案。

不料，呈报给蒋介石后，却被否决了。

蒋介石不同意在这个地区动手，因为他除掉杨杏佛的目的是为了“杀一儆百”、震慑宋庆龄。如果把杨暗杀在租界以外，就既达不到威吓宋庆龄的目的，又增加了自身的麻烦，蒋很担心“非破案不可”的社会舆论。

如果暗杀能在法租界宋庆龄寓所附近执行，则既可以显示特务的力量，又可以不负责破案。

于是，戴笠修改了计划，又迅速制定了一个在法租界中央研究院附近行刺的新方案，这次顺利获批。

赵理君

按计划，刺杀行动组由六人组成，赵理君带队。主要成员有李阿大，过得诚和施芸飞等人。出发前，特务们还进行了宣誓，“不成功便成仁，绝不被活捉”。

1933年6月18日，刺杀开始。

这天早上6:00，赵理君带领行动小组分头躲藏在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附近，隐蔽等待杨杏佛。

当天，杨杏佛起床洗漱后，换上骑马装，戴着灰色呢帽，8:00左右带着十五岁的儿子杨小佛乘车出门。他们打算先去大西路马廐，之后骑马去郊外游玩。父子二人在车上坐定，司机强祥生开车，汽车刚刚开出中央研究院大门，马路旁突然窜出四名短衣特务，手持驳壳枪，冲到车身两旁开始射击，一时弹如雨下。

杨杏佛的司机强祥生，胸部首先中枪，不过他身体强健，中枪后竟能下车奔逃而走；危急时刻，杨杏佛爱子心切，紧紧俯卧在儿子杨小佛身上，用身体替儿子遮挡枪弹。特务射出的子弹，有三发命中杨杏佛要害，他倒在车内很快殒命，年仅41岁。

德国毛瑟c96，特务的主要武器之一

杨小佛在父亲的保护下，仅右腿中一弹，受轻伤。

特务们也有损失。由于四名杀手采用“三面围攻”的战术，乱枪横飞之下，汽车左侧赵理君射出的子弹，竟然误中右侧特务过得诚的右臂。中枪后，过得诚飞跑逃离现场，结果遭遇吹着警笛赶来的“租界第104号华人捕快”王尤祥。

王尤祥一面口吹警笛，一面拔枪追赶。追踪到环龙路、新开路附近的平房区后，过得诚在慌乱中跑进了一条死胡同，因为害怕被逮捕，他在这里举枪自杀。捕快王尤祥赶到后，将其送往广慈医院治疗，杀手最终不治身亡。

法租界大批警员赶到看场后看到，杨杏佛所乘的11915号汽车，车身弹孔密布，租界巡捕房把汽车和凶手自杀后留下的手枪一起封存，当作下一步侦查的线索。

当时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尸检结束之后、检察官陈备三升座公案，先由捕房的探员报告出事经过，并现场出示凶手的带血短裤一条、五元钞币两张、双毫两枚、铜元十余枚、钥匙一柄。

据称事发时，各暴徒狙击后，说“好了好了”而后四散逃窜，他们已经拍好死者照片，弹口图样亦绘成。检察官接着向杨杏佛的胞兄杨鑫进行了询问。杨鑫时年五十一岁，住上海新闸路，在交通部当职员。他在下午一时赶来，与凶手素不相识，对刺杀原因亦不明了。他说死者身后当自行送至万国殡仪馆收殓。

最后检察官称，死者杨杏佛系身前因枪伤致死，尸身着由家属具领殡葬。杨鑫在印结上签字。死者高德臣系身前以手枪自杀身死，查无家属，着由同仁辅元堂棺葬。随后同仁辅元堂派人前来给棺钉殓，将其运往浦东坟冢地掩埋了事。

在杨杏佛的葬礼上，宋庆龄公开发表了文告《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

“上星期五杨铨来看我，给我看了他最近几个星期接到的许多恐吓信，并且把他所听到关于阴谋杀害他的一些口头警告告诉了我。他说，有几次有朋友直接从南京来警告他，说某些人正在计划杀害他。

他星期五是特地来警告我的，说在他接到的信中，有几封把我的名字也列在就要受到恐怖狙击的名单中。我告诉他，我也接到许多类似的恐吓信——常常是用最下流的话写的，我并且叮嘱他自己也务须小心。这是我和杨先生最后一次的会面。

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代表这样一个争取自由的运动，杨铨也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组织中的活动而被残酷地杀害了。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

鲁迅也写了一首诗，表示哀悼：

《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第二个目标：宋庆龄

这次暗杀，是军统特务第一次在上海租界行凶，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怀疑这是戴笠所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传言才被军统局少将处长沈醉证实：杨杏佛被暗杀身死，这一“轰动一时，极为各方面所重视”的事件，是戴笠所领导的特务“在上海租界内所干出的第一次血腥罪行”，多年之后仍一直是军统特务所最爱津津乐道的“杰出之作”。

刺杀杨杏佛，不但没有吓倒宋庆龄，反而激怒了她。事发后，她积极参加悼念、抗议、声讨，社会活动丝毫没有减少。

这些信息传递到蒋介石那里之后，他终于亲自下令，让戴笠“警告宋庆龄一次”。戴笠收到的命令是“用车祸来威胁她的生命安全”，言外之意：不能致人死命。

沈醉

于是才有了本文开头沈醉奉命安排技术细节、改装车辆的一幕。特务们换装防爆玻璃，，是为了在驾车撞击宋庆龄乘坐的汽车时，防止玻璃破碎伤及自身。

不过，在一切就绪并呈报给蒋介石后，计划却被搁置了。

原来，看到行动细节后的蒋介石，陷入了重重顾虑之中。他非常担心自己的秘密特工们会一不留神把宋庆龄撞死。

如果这样，他的夫人和宋子文就会因为“姐姐被杀”而跟他大吵大闹。更重要的是，宋氏家族的政治能量太大，在经济上蒋介石也要依靠宋家。虽然他对宋庆龄恨得咬牙切齿，但投鼠忌器，涉嫌“暗杀”国母，他也不得不三思而行。

最终，蒋介石还是取消了计划。不是军统没有这个能力，只是蒋下不了决心而已。

当时，戴笠负责的军统在上海已经建立起严密的组织，光是负责执行暗杀的“杀手”，就有57名。他们被分成很多个小组，分别由戴笠和赵永兴直接领导。其中法租界有6个组、英租界有5个组，华区有3个组。

这些特工全部携带手枪、大多装扮成黄包车夫、算命先生、小贩和城市底层市民。这些人常年待命，任务是摸清蒋介石“黑名单”上所有人员的背景资料，并做好随时进行刺杀的准备。

杨杏佛被杀之后，宋庆龄本是第二个受害者，只因蒋对宋家的忌惮而临时取消，但《申报》主编

史量才

却进入了暗杀名单。

史量才全家被刺

史量才之所以被列上黑名单，原因有三：一、他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二、他坚定支持“抗日”，出钱公开向19路军捐献巨额军饷，让蒋介石下不来台；第三、史量才的《申报》积极攻击政府的教育政策，彻底激怒了蒋介石。

以上三个原因加在一起，尤其是《申报》把蒋介石“对内迫害人权斗士”和“对日妥协”这两点联系起来，被认为是对蒋的直接挑衅。

1933年秋冬时节，蒋介石对戴笠下令：暗杀史量才。

史量才

戴笠本来想在上海动手，但因为史量才住在租界，特务们很难绕开租界警察对他的保护，所以一直在观望。直到1934年10月，史量才全家离开英英租界，去杭州度假，还在西湖租了一座名叫“秋水山庄”的别墅，终于给了戴笠动手的机会。

这次戴笠派出的，还是以赵理君为首的六人行动小组，他们被派往杭州寻找机会。

除了派出暗杀小组，戴笠还拍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当地警察配合行动。为了保障行动顺利进行，军统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炳武，让他开着一辆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对汽车进行伪装。在这里，这辆轿车被重新刷漆、更换车牌，改装之后看上去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公务用车。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全家结束度假，乘坐汽车返回上海，汽车由他的司机驾驶。同车的还有史量才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咏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

史量才和妻子

当车行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前方出现了一辆横在公路上的汽车，牌照是京字72号，这就是那辆被特务们乔装改扮后的刺杀专用车。

不明就里的司机黄进才行驶到这辆汽车前放慢车速并停车。突然，那辆车的车门打开，几名特务持枪跳下车，对着史量才的车开始扫射。弹雨中，司机和邓祖询被当场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特务们又持枪在田野中展开追杀，史量才的夫人和侄女随后被枪弹击伤倒地，儿子史咏赓安全逃脱，史量才中弹身亡。

特务们在确定史量才没有呼吸之后，将他的尸体抛入一个干水塘里，这才上车镇定自若地离去。

由于警察头子赵龙文的事先安排，附近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的人员，都被召集起来开会不能执勤，以便让刺杀小组在逃离路上不会被停车检查打扰。

不久，戴笠收到了赵龙文发来的密电：

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他知道，暗杀小组的使命已经顺利完成。

由于史量才被残害并殃及家属，很快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轰动，几乎全社会的知名人士都站起来反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上海市的参议会还全体辞职以示抗议。

为了平息事态，蒋介石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他假惺惺地给史量才家属发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电，然后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捉拿凶犯。

不出所料，这个案件是不可能被侦破的。迫于舆论压力，警察头子赵文龙也不得不出国暂避舆论风头，而鲁涤平则被撤销省主席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

最终，戴笠制造的这两起案件，全都不了了之，陷入历史的泥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