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帝陵周围哪些人能住？住的是平民？真相是没社会地位没资格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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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陵邑的设置

陵邑的设置始于秦，为西汉王朝所承袭，一般来说汉代帝陵都会设置，史书记载，西汉的陵邑有七座，分别为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和宣帝的杜陵。

《太平寰宇记》卷26咸阳条：“初，汉徙关东豪族以奉陵邑，长陵、茂陵各万户，其余五陵各五百户，皆属太常，不隶于郡。

但实际上，设陵邑并非皇帝的专属，西汉某些未与先帝合葬的皇帝的母亲，以及死时并未以帝陵的礼仪入葬的皇帝父母也设有陵邑。所以实际存在的陵邑达十一座。

具体情况如下。

万年邑：这是西汉设置的首个陵邑。《汉书·高帝纪》载：“十年(前193)，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万年。”

长陵邑：高帝时设。《汉书·地理志》载：“长陵，高帝置，户五万五十七，口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后王莽改名为长平。

安陵邑：惠帝时设。《太平寰宇记》卷26《关西道二·咸阳》载：“安陵故邑，周之程邑，汉为县，惠帝置。

南陵邑：文帝母薄太后陵邑，《汉书·地理志》载：“南陵，文帝七年(前173)置。”

霸陵邑：文帝时设。《汉书·地理志》载：“霸陵，故芷阳，文帝更名。”《水经注疏》载：“会贞按：《史记·将相名臣表》：孝文九年(前171)，以芷阳乡为霸陵。”

阳陵邑：景帝时设。《汉书·景帝纪》载：(前元)五年(前152)春正月，作阳陵。夏，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

茂陵邑：武帝时设。建元二年(前139)，“春二月，初置茂陵邑。建元三年春，“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

云陵邑：汉昭帝为母钩弋夫人设。武帝时“有过见谴，以忧死，因葬云阳”，后元二年(前87年)秋七月，昭帝初即位，“追尊赵钩弋为皇太后，发卒二万人起云陵"。

平陵邑：昭帝时设。《三辅黄图·陵墓》载：“昭帝平陵，在长安西北七十里，去茂陵十里。“

杜陵邑：宣帝时设。元康元年(前65年)，“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徒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皆百万者杜陵。"

奉明邑：宣帝为生父史皇孙设。立于元康元年(前65)，“夏五月，立皇考庙。

以上为西汉所设的十一处陵邑。

2、陵邑哪些人都可以住？

经历了秦末动乱和楚汉之争，汉初百业凋敝，内有六国贵族反叛，北有匈奴伺机而动。恢复经济，实现社会稳定，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更为迫切。

娄敬向刘邦建言：

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与。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徒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

刘邦接受娄敬建议，高帝九年(前198)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并给予“与利田宅”*的优惠措施。

西汉设陵邑的目的不是单纯地奉祀陵庙，而是蕴藏着重要的政治目的。

《汉书·地理志》载：“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皆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

因此，汉代出现了一场政府主导下的强制移民。关于移民的构成，《史记·货殖列传》载：“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班固在《两都赋》论述道：“与乎州都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

但汉初陵邑移民多属于普通劳动者，惠帝安陵的移民为“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而景帝阳陵邑的人员来源主要是“募民”应该其中也没有多少富商大族。

自武帝建茂陵邑开始，对于陵邑徙民才可以有了严格的甄选，也就是班固所谓“三选之民”，即吏二千石以上、郡国豪杰、富皆商人，还包括游侠，如郭解，《汉书·游侠传》载：“及徙豪茂陵也，解贫，不中皆。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权至使将军，此其家不贫!"

大量移民涌入，使得关中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密度远高于普通地区。《汉书·地理志》统计，长陵邑人口占左冯翊郡的五分之一，茂陵邑人口占右扶风郡人口的三分之一。

即使在停止大规模移民后，在陵邑居住的人口数也在持续增加。元始二年(公元2年)，茂陵人口277277人，多于都城长安的人口246200人。而且，富商豪杰的聚集性效应，使都城长安经济急速得以恢复，出现了以长安和陵邑为主体的特殊商圈，并在全国占到绝对统领性地位。

《汉书·货殖传》记载：“关中富商大贾，大氐尽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讫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皆。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

这些富营商人不容小觑的经济实力，也为他们带来了政治上的话语权。茂陵富商焦氏、贾氏听闻昭帝病重，大肆囤积丧葬用品。昭帝去世后，主持修建平陵的大司农田延年，提出“商贾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当为。请没入县官”。

触及了焦氏、贾氏的利益，因此富人“出钱求延年罪”。后虽有丞相霍光、御史大夫田广明出面求情但田延年仍被逼自杀谢罪。这充分说明了陵邑富商有着左右朝政的资本。

除了富商大贾，陵邑地区人才辈出，聚集了大批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

班固《两都赋》称：“英俊之域，线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七相五公”均出自于陵邑，即七相：车千秋、黄霸、王商、王嘉、韦贤、平当、魏相；五公：张汤、萧望之、冯奉世、史丹、张安世。这些人当中，车千秋出自长陵邑，王嘉、平当、魏相、韦贤出自平陵邑，黄霸出自云陵邑，其余二相及五公均出自杜陵邑。

这些被迁徙的精英大都文化水平较高，崇信好礼，促进了陵邑地区文化繁荣，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圈，今文经学开始真正在关中地区生根，作为汉代艺术丰碑的汉赋也得到充分发展。

长陵的施雠，专攻《易经》，拜为五经博士，“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而平陵邑更是京兆地区的文化核心。自汉武帝设五经博士后，仅平陵一地就涌现出八位五经博士，如张山、吴章、平当、朱云、云敞等。陵邑地区文化的发展吸引了一批学者名流主动迁徙。

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古文经学家孔安国都主动迁徙茂陵。国家的强盛，陵邑地区的富庶与汉赋竭尽铺张、气势宏大的特点相照应。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移居茂陵，众多汉赋大家如杜陵的王商、萧望之、杜参等也居住于此，他们把汉赋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种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移民到汉元帝时被废止。

一方面出于国家控制力的加强，强干弱枝的目的已经达到。汉武帝时对北方作战的连续胜利，使得西北边疆上的威胁基本消除。各地诸侯王的势力也在推恩令的实行后逐步削弱，巳构不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

另一方面，当初为了增加吸引力同时安抚迁徙人员，国家往往都给予一定的土地和金钱上的补偿。武帝“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昭帝“徙三辅富人云陵，赐钱，户十万”。但元帝时，虽经历“昭宣中兴”，但政府的经济实力已大不如前，汉宣帝修平陵都不得不动用本属皇室私钱的水衡钱，如此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再拿出钱来奖励移民已不可能。

此外，三番五次的大规模移民，陵邑地区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的局面使很多人不得不弃农从商。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形成从上到下追求奢靡之风的社会风气。

《汉书·地理志》有：“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僧士，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

永光四年(前40年)冬十月，汉元帝废诸陵邑，将其分属三辅，与普通县无异。

诏告天下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乎“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此后的汉代皇帝除汉成帝外都不再修筑陵邑。嘉鸿元年(前20年)，汉成帝“以新丰戏乡为昌陵县”，并在第二年夏，“徙郡国豪杰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赐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但昌陵地势低洼，不适合营建帝陵，且修建昌陵造成国库匮乏，百姓怨声载道，成帝不得已在永始元年(前16年)下诏停止修建昌陵，已迁徙的人员“皆占数于长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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