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率一度接近14%！“不会人传人”的出血热，曾离我们有多近？

最近这几天，轰动全国的大新闻不少，但比起某“顶流艺术家”的“家务事大瓜”来，更值得展开说说的，却是“西安发现出血热”这事儿。

出血热，全称“肾综合征出血热”，它由汉坦病毒引起，以啮齿类动物为传染源，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西安发现出血热后，针对诸如“吃草莓得出血热”等惊悚传闻，有关部门已经辟谣，“不会人传人”的事实也得到确认。而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们来说，“出血热”这几个字也已格外陌生。但在新中国的医疗卫生史上，它却意味着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曾经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就被称为“流行性出血热的超级大国”。

看似陌生的名词“出血热”，却曾离中国人那样近。

一：曾经猖狂的出血热

很多“80后”对于“出血热”的记忆，来自上世纪90年代中叶，那部火遍全国的电视剧《年轮》，在这部“北大荒知青题材”的电视剧里，一直像兄长一样呵护知青们的老连长感染了出血热，“心跳至少在90次以上”“身上出血点也最多”，却咬牙隐瞒病情带领大家开荒建设，直到深夜吐血，病故在未婚妻乔医生怀里，那一句“明年娶你”成了空许约。知青们跪在病床前送别老连长的一幕，更叫多少观众泪目，也因此记住了那个叫“出血热”的病魔。

而这一段虐心剧情，既真实反映了出血热的发病症状与巨大破坏力，也是那个特殊年代，“出血热肆虐”的生动写照。

世界上最早的出血热病例，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法军队里，当时它叫做“肾水肿”，中国最早的出血热病例，则出现在“918”之后的东北，当时叫做“松花热”。二战时期起，“出血热”在全球多国扩散起来，虽然早期名字不同，但“发病速度快”“死亡率高”却是其共同特点——朝鲜战争时期的“联合国军”士兵，曾大量感染出血热，死亡率高达13%。

新中国建国后，出血热也很快成了巨大的威胁。早期的“出血热”，还只出现在黑龙江一省，1955年起，“出血热”开始蔓延到全国各省。特别是在陕西、安徽等工程建设现场，出现了局部爆发的情况。比如在1959年的淮河水利工程建设现场，就出现了数百例发病病例，且重症患者极多。以当时参与抢救的医生回忆，每天新增的患者送来时“大多已休克”。为了安置抢救更多病人，医院的墙壁全都被打通，但尽管如此，“经常通宵达旦也抢救不过来”。

在那一年，中国全国的出血热病例达到了1570例，为建国头十年里最高，而接下来的增长速度，则更让人揪心：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里，除了1960年外，中国每年的出血热病例都在千人以上，1964年是整个60年代的“流行高峰年”，出血热的疫区遍布全国21省，总数达到3517例，死亡率高达10.12%，这之后的多年里，出血热“死亡率突破10%”也成了常态，1969年的出血热死亡率，竟接近了14%。

在电视剧《年轮》的背景年代，即从20世60年代中叶至70年代中叶的“上山下乡”时期，亦是中国出血热疫情越演越烈的年代，1972年中国的出血热病例超过万人，1975年出血热疫区波及23个省。1970年至1973年，中国的出血热病死率连续保持在10%以上。在那个年代的许多地方，“出血热”就是“死神”的代名词，每个冰冷数据，都是千家万户的伤痛。

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出血热发病率”也居高不下：仅1985年至1986年的两年间，中国的出血热病例就达到了近22万例。1994年至1995年，中国两年里爆发了12万例多出血热病例。在那十几年里，中国一度集中了全世界85%的出血热病例，还有了“流行性出血热的超级大国”的称呼。

可以说，在民国时期看似“低调”的出血热，却在新中国建国的前半个世纪里异军突击，成为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重大威胁。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出血热在中国，会有这么猖狂？

首先就是出血热的传染问题，虽然这种病基本“不会人传人”，但其传染力依然威胁性极大：染毒鼠类污染尘埃后的毒气、被染毒鼠类粪便污染过的食物和水、染毒鼠类体表的寄生虫都会成为传播途径，在人群聚集的场所，更容易产生爆发式疫情。

而放在中国，不同时代的特殊国情，也加剧了出血热的传播。建国早年各地热火朝天的工程建设场所，比如水库和铁路工程建设现场，都是爆发出血热的重灾区。改革开放后，农村粮食产量增加，连带着农村家鼠激增，携带病毒的老鼠，成了“几何级数”般增长的传染源。20世纪90年代时，中国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旧城改造不断推进，老鼠的密度也一度增加，原本集中在农村的出血热疾病，也一度向着城市蔓延……

同时，1978之前，全球医学界对于出血热，都处于完全陌生的阶段，一度连哪种老鼠是传染源都没弄清楚。“病毒分离”这一步也远远没有完成。特殊的国情加科技水平的限制，让“防治出血热”成为高难度。但是中国医学界，却从没有放弃。

二：来之不易的胜利

面对当时出血热的蔓延，中国的医疗系统，一直都是以搏命般的态度在拼。1952年，卫生部流行病学研究所在小汤山挂牌成立。这个机构后来更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简称医科院流研所），“对抗出血热”成立它重要的任务，一代又一代的医生们从此投身于这个事业中，对出血热的“病毒分离”工作，也是从那时开始。

20世纪60年代，医科院流研所经过多年艰苦调查后，初步确定黑线姬鼠是出血热的主要载体。1981年，中国科学家成功从黑线姬鼠标本身上分离出“流行性出血热病毒”，这是继1978年美韩科学家首次分离出病毒后，人类防治出血热的又一次突破。次年，中国科学家又分离出了“Ⅱ型病毒代表株”，这个成果向世界首次证明：出血热病毒分为“家鼠型”和“野鼠型”，在经过了数十年的失败挫折后，“防治出血热”走出了关键一大步。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面临“出血热大爆发”的局面下，中国政府也投入了巨大力量应对疫情。1984年起，卫生部在全国30个省陆续建立了48个监测点，对疫区、宿主、疫源地进行动态监测，取得大量宝贵数据。在1986年出血热疫情的“峰值”（两年22万病例）时期，中国更掀起了一场由卫生部、轻工业部、化工部、国家科委联合指挥的灭鼠行动，终于成功控制住了疫情，1987年的出血热病例，已经比1986年下降了近一半。

比起骄人的“灭鼠”成果来，相对低调却更伟大的，却是出血热治疗技术的进步：在完成了“病毒分离”这一步后，出血热的死亡率也一步步降了下来。特别是在病例数量达到“峰值”的1986年，出血热病死率却降到了2.22%。1996年，中国出血热死亡率首次“破1”，跌到了0.96%，1999年，虽然全国的出血热新增病例依然高达近五万例，但死亡率却已是0.78%，是为整个20世纪的最低点。

1988年起，三种预防出血热的单价疫苗陆续批量生产，21世纪起，更为先进的“传代细胞双价纯化灭活疫苗”投入使用。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不但已经可以成功治疗出血热，更筑起了防御出血热的“长城”。也正是从这时起，曾经让老一代人谈之色变的出血热，“存在感”也越来越低，无论病例还是死亡率都直线下降。到2019年时，中国出血热病例的数量，全年只有9596例，平均死亡率是0.4%。

所以也就不奇怪，为什么西安发现出血热病例后，一些不切实际的谣言，会令许多上年纪的朋友上当，而年轻一些的朋友，反应则格外陌生。出血热从“猖狂”到“陌生”的全过程，是中国对于全球医疗卫生事业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国一段发展历程的缩影。

今天回看这段历史，我们更可以知道，那年轻人们对“出血热”无比陌生的感觉，正是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一代代医疗战线的英雄们，以薪火相传的奉献甚至牺牲换来的。比起某些让人“吃瓜”的“八卦”“明星家务事”来，那些当年坚定选择了“防治出血热”道路的英雄们，才是一直在保护着我们的可爱的人，是我们真正值得敬重的偶像。

参考资料：宋春丹《出血热“超级大国”往事》、陈化新《中国肾综合征出血热20世纪取得的成就和展望》

作者：张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