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大于努力？来看赳赳老秦与雅典公民的境遇对比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赳赳老秦与雅典公民都处在彻头彻尾的对立面上。前者奉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激进理念，甘愿为史家笔下的六世之余烈而燃烧一切。后者则更为简单实际，相信“选择可以大于努力”，却因此闹出不少动荡风波。

虽然双方都对现状不够满意，却掩盖不住那种发自内心的深刻自豪。除非能知晓彼此存在，才可能因对比而产生不一样的反思。

大国小民

秦国的王霸之路 有着非常血腥且曲折的渐进过程

秦国本是西北小邦，在春秋时代还显得积贫积弱。后来依靠激进的经商鞅变法才提升国力，逐步跃升为七雄之首。秦始皇也正是依靠雄厚国力做支撑，方将愈发虚弱的六国扑灭下去。因此，商君的改革目的从不在服务民众，而是着眼于满足统治者的虚荣贪欲。

悉数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就免不了提及连坐、轻罪重罚、军功爵、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井田、推行郡县、迁都咸阳等辣眼睛内容。客观地讲，其中的某些部分不乏改善民生设想。但综而述之，通篇讲的都是臣子的义务和朝廷赏罚，没有半句提及人民的政治权力。哪怕有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赞变法后道不拾遗、山无盗贼而家给人足，可表面的和谐之下却国家恐怖管制。譬如1家犯罪，其他9家可以因不检举而共同下狱，乃至不告发“奸人”就要喜提腰斩。至于普通的盗马盗牛者，更是要以死刑对待。简而言之，若不按君主的意愿生活，朝廷便会将其没为官奴。

商鞅变法的结果 就是大部分秦国人生活更为困苦

此外，赳赳老秦们所承担的赋税压力也十分沉重。不仅有田租、人头税与关卡税，还要视情况缴纳市籍税、交易税、缗钱税和盐铁税。或许对农民来说，这类设定一开始并不算多。但对工商业者而言，如此繁多的收费项目无疑是巨大负担。何况，在秦军攻灭六国之后，收取的苛捐杂税还不降反升。农民除缴纳田租和人头税外，还要额外支付刍稿。樵采渔猎者则要多缴纳山泽税，甚至在禁猎区打死一只狗都要被拿去充公。

同时，秦始皇还兴办大量工程项目，让广大民众的徭役可谓极其沉重。按《秦律》规定，每个15-56岁的男子都要服2年兵役，此后仍需每年当更卒1个月。另有各种繁重的劳役，分别对标长城、阿房宫和皇陵的建筑工作。孟姜女的典故虽不是历史记载，却足以反映出此类修建过程中的残酷本质。若再参考《汉书·食货志》所言，那么当时的力役负担已是“30倍于古”、赋税“20倍于古”。最后免不了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因而能毫不客气的说，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就是对秦朝统治者最恰当的评价。皇帝权势熏天，广大黎民却没有制约他的手段，自然只能沦为其满足欲望的牺牲品。

秦国富强的受益者 始终是国君和少数精英阶层

小国大民

雅典的崛起之路 离不开对本邦公民的诸多善举

相比之下，雅典公民的生活状态就截然不同。该城邦因发达的经济和繁盛文化而闻名于世，并在极盛期也出现在两次制度改革，而且改革服务的对象就是广大公民阶级。

首先是梭伦废除债务奴隶，取消了剥削雅典负债者的六一分成制，从而创立400人议事会来对抗以贵族主导的战神山议事会。此后，又有克里斯提尼通过重新划分地域组织，增强民主派的政治基础。雅典从此进入了真正的民主政治时期，城邦实力也随之节节攀升。通过大规模的结盟活动，将势力范围扩大了数十倍。

索伦等人的民主改革 是雅典崛起的必要条件

因而在鼎盛时期的雅典，通常只有少数富人需要缴纳税赋。其他来自公民阶层的财政收入多是自愿性捐赠，所以普通人生活较为富裕。特别是六一分成制的取消，让农民的压力减轻许多，工商业者也因为没有皇权的压迫而不必负担各种苛捐杂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作为雅典公民的一份子，享有自己的政治权力，可以在政治博弈中争取自身利益。因为力役只包括军役一项，且时间绝不会占用1年。这让雅典人自然能比身负各类徭役的老秦更加自由。他们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将爱好投射为戏剧、运动、学术等娱乐活动。

当然，雅典的这套制度并非没有深层缺陷。城邦的精英也不乏野心泛滥之徒，期望以各类讨好姿态来煽动民义，并依靠压榨盟邦来为本城汲取更多财富资源。为此，他们不得不长期维持与波斯帝国的抗争态势，并很快因势力范围而与斯巴达展开长期鏖战。最后也是因要讨好民众的花费太多，对自身的外战形成严重拖累，致使城邦由盛转衰。

雅典的强弱变化 始终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

对比性总结

攻灭六国前的秦国版图

显然，秦国与雅典都曾有大规模对外阶段。无论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赳赳老秦，还是在剧场里高谈阔论的普通公民，都需要为自己的共同体而披挂上阵。不仅会在长平和马拉松的胜利中收获荣光，也可能转眼就倒在巨鹿与叙拉的惨烈沙场上。

但雅典即便深处长期鏖战，也会努力让公民生活更好。甚至可以说，民众的政治权利改善，才是雅典能获取成功的前提条件。反观秦人，任何成功与辉煌都建立在基层民众的痛苦之上，外表再华丽也无法掩盖血淋淋压榨。

鼎盛时期的雅典势力范围

可能有人要跳起来反驳：古希腊的奴隶制下不也是中残酷压迫吗？但请不要忘记，索伦改革后的雅典已禁止将负债公民贬为奴隶，而秦国的商鞅变法则可以将所有事末利及怠而贫者都举以为收孥。更何况用秦国普通民众和雅典奴隶进行对比，岂不相当于主动承认了秦国百姓位同奴隶的身份？

若真能给当时的古人以选择，究竟是愿意为承担雅典的公民权而奋斗，还是为奴隶制暴君甘做赳赳炮灰，答案可能早就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