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被洋人侵略，同时又重用洋人为官，晚清到底怎么了

自1840年英国侵略军以坚船利炮轰开清朝国门之后，曾经强盛一时的清王朝就逐渐沦为了列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无论是远赴重洋而来的英国、法国等西欧列强，还是北方邻国沙俄，甚至连曾经的“小弟”岛国日本都敢于向“大清”发动战争。

然而尽管饱受列强入侵，但晚清朝廷却又重用了一大批洋人为官，从带兵训练作战，到从事外交经济，可谓无所不包，很多人甚至还做到了一二品级别这样的“高位”。这也成为了晚清一道光怪陆离的“特殊风景”。

上图_ 李泰国（1833～1898），英国人，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

在清朝谋得高位的各路“洋官员”

以“日不落帝国”自居的英国不仅曾一度是世界头号强国，而且在侵华方面也扮演了主力和急先锋的角色。

与之对应的是，英国人在晚清为官的也为数不少，比如罗伯特·赫德于1863年被清廷委以海关总税务司的要职，执掌海关大权，而且竟然一干就是近50年，直到1908年才离职回国，其于1911年病逝之后，清廷竟然还追赠其为“太子太保”；

传教士李提摩太不仅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大佬”交情颇深，还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来往甚密，清廷更是授予其头品顶戴（既“享受一品官待遇”），还恩准“诰封三代”；

陆军军官戈登来华之前不过才是个少校，然而由于其领导组织“常胜军”（其前身就是“洋枪队”）协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有功，清廷于是授予其从一品的提督官职，还特赏赐黄马褂一套。海军军官琅威理也在北洋水师担任了总教习，并被授予从二品的副将官职。

上图_ 查理·乔治·戈登

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洋人们在清廷混个一官半职的也有不少。比如戈登的前任，“洋枪队”的创办者美国人华尔也在清廷谋得了副将的高位，此人也颇为卖力，竟然在镇压太平军的战斗中战死；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则与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结成了八拜之交，还坐到了二品客卿的位子。善耆不仅委任这位“日本兄弟”担任清廷与日本交涉的代理人，还将自己的女儿显玗托付给川岛浪速做养女（也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多的外国人在清朝为官呢？

上图_ 爱新觉罗·善耆（1866年3月15日—1922年3月14日），字艾堂，号偶遂亭主人

首先在于晚清当局需要借助列强的力量以维护自身的统治

鸦片战争后，被迫打开国门的清王朝对列强的态度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总体来说，列强对于清王朝采取的是一种“又拉又打”的状态，在一方面对清廷发动入侵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拉拢清廷做自己的“代理人”。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1860年，英法等国一面掀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入侵北京、天津、广州等地，另一方面却又在江南地区协助清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对此，“一代完人”曾国藩就用“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这样的观点，来表达了对列强的“肯定”。

而曾国藩的态度，也代表着当时很多清廷上层尤其是逐渐执掌大权的“洋务派”的观点。清廷逐渐从对列强的恐惧、排斥，变成“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希望借助列强的力量，发展自身的军事、经济实力，从而维护清廷的统治。

上图_ 曾国藩（1811年－1872年）

因此，清廷大批重用洋人为官，也是向列强“示好”的重要表现，而曾国藩、李鸿章等大员也很注重和这些“洋官员”结交拉关系，并再以所谓“私谊”去影响列强对清廷的态度。

比如李鸿章就和戈登就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结下了不错的交情（两人先是在“杀降”的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后来李鸿章主动让步，两人反而关系变得融洽），后期戈登还应李鸿章的邀请再次来华与清廷共商抵抗沙俄的对策。戈登在苏丹被起义军击毙后（戈登后被英国派往殖民地苏丹担任总督），李鸿章还特意去英国其家中吊唁。可以说，重用洋人，正是清廷“西学为用”的一种重要体现。

上图_ 太平军与英军交火

其次在于列强也需要借此来加深对清廷的渗透和控制

对于列强来说，虽然可以动用军事、外交、经济等多重手段来对清廷施加压力，但这些总归还是“外力”，相比之下，派出大量人员直接为清廷提供各种所谓支持和帮扶，这样的“内力”更具有显著的效果。

这些“洋官员”由于都有清廷的正式官职和头衔，因此进行各种活动也更为方便，也更得以对清廷施加影响，某种意义上比列强驻华的外交官们起到的作用更大。

比如1883年中法战争时期，赫德就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成为了清廷和法国政府的“中间人”，最后在其运作下促成了《中法新约》的签订，而英国政府也相当认可赫德的“功绩”，任命其担任英国驻华公使。不料赫德却认为自己当清朝的总税务司，比当英国的驻华公使“更为合适”（对英国更有利），于是又继续留在了原来的职位上。

由此可见这些在清朝为官的洋人，对列强起到作用是不容小视的。

上图_ 罗伯特·赫德（1835年2月20日-1911年9月20日），英国政治家，1854年来到中国

最后在于清廷对于这些洋人“劳苦功高”的认可和回报

从清廷的角度来说，这些洋人都或多或少为了维护其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赫德自担任总税务司后，清廷的海关税收从1861年的496万两增加到1887年的2000万两，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当然最终很多还是流入了列强的口袋）；

琅威理在北洋水师的训练操演、日常管理方面也很下功夫，治军相当严谨，当时的海军官兵甚至有“不怕丁军门（指水师提督丁汝昌），就怕琅副将”的说法，也赢得了清廷的认可。

至于华尔、戈登之流更是充当了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其“军功”更是深受清廷赏识。因此，给这些洋人委以要职高位，也算是对他们“有功于朝廷”的回报和认可。

上图_ 琅威理（Lang William M），英国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有一些观点认为这些“洋官员”“洋专家”给晚清带来了先进的思想理念和专业技术，并在“推动”我国近代化道路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其实只要看看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便可一目了然，赫德不仅自己收入颇丰，还把自己在英国的亲戚纷纷弄到中国来工作，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清廷在《辛丑条约》中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天文数字”赔款，赫德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川岛浪速在善耆死后，不仅接手了其留下了大笔的地产和钱财，还不顾人伦糟蹋了养女显玗，其丑恶嘴脸也暴露无遗。

由此可见，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们的本质终究只是为了本国利益和一己私利，而重用他们的清廷也最终走向了不可避免的灭亡。

作者：杨上柳下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晚清有个李鸿章》 赵焰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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