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遇到瘟疫古人是为何抗疫的 古代大型瘟疫都有哪些

还不知道：古代有哪些大型瘟疫，老祖宗是如何抗疫的?的读者，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瘟疫，即由病毒与细菌感染而引起的流行性疾病。古代典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之名有“疫”、“疾疫”等。

瘟疫最明显的特征是传染性与流行性。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或军队里，疫病将会如同洪水猛兽般爆发，如若没有得到有效防控，死亡人数将会不堪设想。

由于古代医疗条件的匮乏以及思想的落后，古人往往将瘟疫的产生归咎于上天或神灵的惩罚。因此，在药物治疗之前，人们只会通过祭祀或祭神活动来驱赶疫病。

其实，古代的蛊虫与瘟鬼不过是人们假想出的鬼神邪虫，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然而，随着古人认识与经验的增长，逐渐推断出了瘟疫的真正致病因素。

古代常见的瘟疫有流感、鼠疫、天花、疟疾、霍乱等。那么，古代有哪些大型的瘟疫呢?老祖宗们又是如何抗疫，渡过难关的?

一、历朝历代对“瘟疫”的认识

先秦时期，我国殷墟甲骨文上便有“蛊”、“疟疾”的记载，而《尚书》、《左传》等历史典籍上还出现过“疠”字。

“蛊”是肉眼不可见却专门啃食肉体的虫子。在民间传说中，它频繁成为巫术的辅助工具，可以操控人类的情感与意志力。

其实，蛊不过是人类假想出来的致病虫子，也是对肉眼不可见的病因的物化，至于它是否真实存在，不为人知。

周朝以来，举办大型祭祀活动预防“蛊”已成风潮，还出现了专门清除蛊虫的官职“庶氏”。

《周礼》记载“以攻说之，以嘉草之。”

由此可见，西周防治“蛊”有两种方法，一是“攻说”，即举行祭祀，祈求神灵;二是“嘉草”，即药物治疗，驱赶蛊虫。

商代人重视占卜，甲骨文刻有一段关于“疫”的卜辞，其中有“疾年”一词，乃我国古代最早有关于流行疫病的记录。“疾年”指的是传染疾病流行之年，亦或是疫病后死伤的状况。

到了汉朝，有关于瘟疫的说法再次发生改变，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也进一步提高。东汉蔡邕在《独断》中提到：

“帝颛顼有三子，有一子常居江水，被称为“瘟鬼”。

在汉人的心中，“瘟鬼”便是主导瘟疫的鬼神。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记载：

“疫，民皆疫也”。

意为全民皆得病即是瘟疫，由于病患数量多且集中，如同大兴徭役一般，故被称为“疫”，即“役”。

东汉王充在书中记载：“温气疫疠，千户灭门”，说明瘟疫的传播性、感染性以及杀伤力极强，动辄灭门灭户，甚至灭城都有可能。

由此可见，汉代的民众已经明确地认识到“疫”具有传染性，虽说概念还有些模糊，但较之先秦已经有相对明确的界定。

不过，汉代的疫病并不只包括传染病。东汉《伤寒论》中称伤寒也是疫病的类型，指的是包括各种疾病在内的热性病总称。

由此可见，两汉的疫病与现代的传染病有些许区别。它包含的病种广泛多样，既指具有广泛传染性且导致严重伤亡的传染病，也指部分非传染性流行病。

隋朝时，出现了祭祀五瘟神的活动，五瘟使者在天上的称呼是“五鬼”，在地上则被称为“五瘟”。

五瘟分别为春瘟、夏瘟、秋瘟、冬瘟以及中瘟，只要他们一出戏，地上就会兴起季节性流行病。

隋唐时期，绝大多数百姓还是认为“疫”乃天神下降的灾祸。尤其是领导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更应当首当其冲，需要内省己身。

为了在文武百官中立威以及安抚疫区内慌乱的百姓，统治者会举办祭祀大典，祈求神灵的宽恕。

在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的古代，普通的病患根本无法坦然面对疫病的威胁。祭祀活动虽起不到任何防疫效果，却能够抚慰人们失去亲人的痛苦以及担心自己患病的恐慌。

由隋唐时期修订后的《内经》可知，古人早已发现瘟疫的产生具有一定时令性规律。

时令不正则会导致瘟疫横行，亦或者说，一年四季气候的异常也会导致疫病的产生。

隋唐时期有不少文献论述指出四时阴阳变化与疫病起因的联系。例如，巢元方的《诸病源侯论》则论述了温病、伤寒病、疫疠等都与时令变化相关。

如若因寒毒之气所病，则不具有传染性，不会祸及他人;但若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而患病者，则会导致严重的传染疫病。

到了宋朝，仍然存在“信巫不信医”的现象。普通百姓患病，最先想到的治疗方式并非问医，而是巫术。

不论是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东南沿海地区，还是条件落后，交通不便的广南西路一带，都普遍存在只信“巫术”的现象。

此外，宋朝依旧存在利用迷信鬼神思想来解释疫病成因的现象。

例如，公元1196年，江西都昌一带的段家全家沾染疫病，无一幸免，家中二子相继而亡，夫妇二人也病入膏肓，濒临死亡。凡是前来探望的邻居以及送汤粥的人也纷纷离奇而亡。

段家有一成年儿子在寺院出家，得知此事后马上聘请僧侣反复诵读《楞严呪》驱疫，利用宗教驱除疫病。

不久，病人痊愈，众人皆以为是段氏子孝心至诚，感动上苍，佛祖显灵。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段氏子夜以继日对双亲的照料，按时施以粥药所致。

明朝时期，百姓对瘟疫仍存在非理性认识。明朝统治阶层认为城隍神拥有制造与消除瘟疫的双重力量，故定期祭拜城隍神，以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此外，民众们还将天变与人变相结合，认为伤害“天和”会导致天神大怒，降罪于民间百姓，瘟疫便是其中一种惩罚方式。再者，倘若民众做了德行有亏的事，也会受到天惩。

例如，明人黄佐曾在《泰泉乡礼》中表示：“世之不孝者，或毙于雷，或死于疫”，

说明对父母双亲不孝顺也会引起天怒，上天会降瘟疫于天下不孝子。

到了清朝，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加，瘟疫发生的频次反而逐渐递增。此时的民众早已对瘟疫的危害程度了然于心，普遍认为瘟疫是比旱灾、水灾甚至战争都要可怕十倍的灾害。

究其原因，其一是传染速度极快，辐射范围远超其他灾害;其二是瘟疫具有隐秘性、复杂性以及难以治疗等特征。

瘟疫流行猛烈时，路边横尸遍野，根本来不及掩埋，而尸体散发出的腐烂气味都会导致瘟疫的二度传播。此外，清朝民众对瘟疫存在极端紧张、恐惧的心理，若闻鼠疫，完全不敢出门。

二、历史上大型的“瘟疫”

1.建安大瘟疫

东汉末年，诸侯割据，战乱纷纷，百姓们因战争流离失所，也因瘟疫家破人亡。《汉书》中只有短短一句“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殊不知背后竟是对国家的灭顶之灾。

自公元25年起，至建安25年，即公元220年，近两百年的时间是我国古代瘟疫的频发时期。瘟疫的持续时间漫长，波及范围广，且后果严峻。

建安十三年，曹操征讨东吴，发起赤壁之战。曹军战败除了因为曹营内部军事战略指挥的失败外，还因为曹营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大量士兵的骤死令曹操不得不退兵。

至于瘟疫爆发的原因，有人认为是江南吸血虫引起的传染病，有人认为是伤寒与鼠疫。总之曹军因此损失大半人马，几乎全军覆没。

无独有偶，建安二十二年，瘟疫越演越烈，一场空前绝后的瘟疫笼罩着即将崩塌的帝国。

据统计，死于建安大瘟疫的人数起码超过一千万人，而此时吴蜀两地的总人口也不过两千三百万人。

《伤寒论》中记载：“死亡者三分有二，其中伤寒者十之有七”。

曹植也曾写下“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的哀痛之语，可见疫病覆盖范围之密集。有专家认为这场瘟疫乃出血热，还有人认为乃是鼠疫。

此外，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令“建安七子”彻底成为文坛绝唱，无一幸免。建安七子皆是上流阶层的文学巨匠，享受的饮食与卫生条件也要优于常人。

七人皆死于瘟疫，说明疫病已经无法控制，蔓延到了上层阶级，那么下层百姓感染者则十有八九。

2.明末大鼠疫

鼠疫，指的是由鼠疫病菌引起的高强度传染性疾病，致死率极高，对国家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灾难性危害。

明朝末年，地球温度大幅度下降，出现小冰河时期。夏季旱涝灾害频繁出现，而冬季却出奇地寒冷，连福建、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都被狂风暴雪侵袭。

尤其是1580年至1644年，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最寒冷的时期之一。极端寒冷的天气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长达几十年的社会动乱。

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老百姓为了生存，只能绞尽脑汁寻找一切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连从老鼠洞中掏出的粮食，亦或是臭水沟里的老鼠，都成了灾民口中的食物。

因而，老鼠身上携带的鼠疫杆菌迅速在人群中传播，造成大面积感染。

《山西通忘》中记载：“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

最早的瘟疫发生在万历八年的山西大同，十户人家竟有九户染病，可见疫病的传染性极强。身体素质差的人早上染病，傍晚就一命呜呼，当真是人命如草芥。

崇祯六年，山西再次爆发鼠疫，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向四周城市蔓延。

崇祯七年至八年，山西兴县的百姓为了躲避鼠疫，举家四处逃窜，使得兴县沦为一座空城。而携带鼠疫杆菌的难民又将病毒传播给与兴县只有一河之遥的陕西。

崇祯九年，陕西的榆林府、延安府接连发生鼠疫。崇祯十四年，河北地区的瘟疫蔓延至北京，感染者或皮肤隆起赘肉，或咳嗽呕血，数刻立死。

崇祯十七年，天津发生鼠疫，距离北京城被攻破仅有一年，但城内每日死亡上万人，沿街小贩十有五六尽数死去，街道上空无一人。

李自成率“百万之众”攻城时，北京城内仅有身体虚弱、侥幸存活的五万士兵，连鼓舞刀剑的力气都没有，北京城几乎不攻二破。

由此可见，造成一千万人死亡的明末大鼠疫无疑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三、古人防治瘟疫的方法

尽管古代的科学技术与医疗卫生比较落后，更不知细菌病毒为何物，但也发明了不少有效防止疫病的方法。

两汉时期，民间防疫活动中也渗透了科学的防疫思想，即隔离治疗，阻断病毒的传播。

《汉书·平帝纪》记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此为正史中首次记录专门为传染病患开设的治疗机构，通过隔离、切断病院来科学有效地防治疫病。

此外，《晋书·王彪之传》中也曾提到：但凡臣子染上时疫，一百天内不可入内廷，以防传染给皇家贵族。

由于瘟疫对社会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为了维护汉王朝统治，统治者会采取诸多措施赈济灾民。

例如，减少朝廷日常的开支用度，从而减轻疫区百姓的赋税以及徭役。再如，朝廷派医送药给疫区百姓，亦或是给无力劳作的人发放赈灾口粮或衣物。

隋唐时期，药王孙思邈曾用疫病感染者的浓汁以及血清制作简易疫苗，进行接种实验。

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药方》记录了近20贴辟疫方，有佩戴在胸口的药物，由雄黄丸、白芷等辛香味厚者为主;也有口服型的蜜丸、汤剂、膏剂等。

自唐高祖李渊起，统治者就格外重视疫病患者尸体的处理，将瘟疫导致的暴尸骸骨全部掩埋妥当，几乎断绝了尸体传染病毒的机会。

到了清朝，人们对疫情传播的原因、危害以及防治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著名温病专家王士雄曾提出疫病的产生与环境污染有莫大关系，可用水来消毒。清代医者陈虬也曾针对食物以及环境消毒提出防疫办法，诸如衣服需浆洗干净，房屋应多开窗通风等。

针对人口密集、交通发达的地区，统治者尤其重视垃圾与粪便的处理。此外，为减缓病毒传播速度，政府也格外重视检疫与免疫。

康熙年间，北京城设有“查痘章京”，专门负责八旗子弟与民众的防疫事宜。

光绪二十年，广州爆发大鼠疫，上海海关当即下达指令，命这些地区的游客必须进行体格检查，并提交“免疫通行证”，过后方可入境工作。

综上，瘟疫的流行不仅会造成百姓的死亡与流动，还会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会成为导致国家灭亡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也正因为瘟疫造成危害不可估量，才迫使社会各阶层想尽办法寻找应对疫病的方法，从而积累了丰富多样的防疫办法，为现代抗疫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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