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瓷设计师刘源、唐英的倾心之作

时尚界的凯撒大帝，“老佛爷”卡尔·拉格斐作为高端奢侈品牌“香奈儿”的艺术总监，充分利用自己的灵感大脑，为品牌注入灵魂，使其立于金字塔顶端。而早在17至18世纪，刘源、唐英便已担当与卡尔·拉格斐同样的角色，作为“御瓷设计师”，施展才华和创造力，将盛清之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御瓷烧造推至巅峰。时至今日，属于三位伟大设计师的时代虽已落幕，但他们的作品已然成为不可超越和复制的经典，隽永传承。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廷正式恢复明代以来的御器厂作为皇家御窑厂，开始大规模烧制御用瓷器，自康熙十九年（1680年）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的七年间，御窑烧造如火如荼，佳器频出。在此期间，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被派著御窑厂任督陶官，其督窑制器“土埴腻，质莹薄，诸色具备”，史称“臧窑”。而臧窑的成功除了臧应选本人的兢兢业业，更离不开“设计师”刘源的倾力付出，康熙名品摇铃尊、柳叶瓶、莱菔尊、苹果尊等俱出其手。臧窑精湛的制瓷工艺与刘源创造性的绘画设计技艺相结合，为康熙朝御瓷烧造打开新的局面。

刘源，字伴阮，康熙中官至刑部主事，供奉内廷，随侍皇帝左右，多有机会饱览内府珍藏历代珍玩，见闻甚广，在绘画、书法、雕刻等方面极具造诣，设计施图技艺非凡，熙朝瓷器官样、御墨多出其手，其作品颇得康熙帝喜爱。关于刘源的史料记载极少，但为数不多的记载都对其评价极高，刘源同乡好友刘廷玑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著《在园杂志》所载足见其重要性：

“刑部主事伴阮兄……制作之巧，鉴赏之精，可称绝伦……在内廷供奉时呈样瓷数百种，烧成绝佳，即民间所谓御窑者是也。未几卒于京，皇上遣内大臣包衣昂邦奠茶酒，侍卫送柩出章仪门，赐金驰驿，为一时光宠……近日所用之墨及磁器、木器、漆器，仍遵其旧式……”

“至国朝御窑一出，超越前代，其款式规模，造作精巧，多出于秋官主政伴阮兄之监制焉。”

清康熙

青花团凤纹奁式叠盒

“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

H 18.8 cm；D 11.8 cm

来源：

中国嘉德，2003年7月13日，Lot 1065

叠盒圆筒形，共三层，下承三瑞兔为足，三兔目光炯炯，作伏托之状，憨态可掬，毛发以青花线条描绘，根根分明，凸显工匠绘画之细腻。盒顶中心以青花绘团凤纹，常见于同时期青花及釉里红茶圆装饰。每层均以几何纹为饰，简洁干练，配以大面积留白，层次分明，凸现康熙御窑简约典雅之感。器底呈玉璧状，中心内凹处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字体遒劲清秀，为标准臧窑款识。

本品为刘源设计，臧窑出品之隽品，具其一贯简洁清雅之风，实用性与观赏性俱佳，文人旨趣盎然。而且相对于青花及釉里红摇铃尊、豇豆红八大码等臧窑作品，本品烧造数量极少，而且因为分体使用，故而容易损坏，查阅各大博物馆出版资料，竟未见一例，其稀少程度，可见一斑。

清康熙

青花百蝶图铃铛杯

“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D 8 cm

来源：

香港拍卖会，1985年5月21日，Lot 122

本品造型优雅怡人，通体以青花绘就，杯心处勾绘一灵动蝴蝶，飞舞于花雨之中，清巧雅丽，杯外壁通景满绘百蝶纹，体态灵动，繁华似景。底部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为典型康熙时期官窑款。

故宫博物院藏品

铃铛杯因倒置形似铃铛，故名，亦称“金钟杯”、“仰钟杯”，造型源自明嘉靖仰钟式杯，自明以来多有烧制，康熙时期铃铛杯更加修长秀美，为当时特有的器形之一。花蝶纹样为清代瓷器传统装饰纹样，但日常所见多以花为主体，并搭配蝴蝶一二进行点缀。而本品般以花蝶为主体，间饰花卉者，当为康熙御窑所创。故宫博物院藏有造型完全相同，但装饰八卦纹的作品，可资比较。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继刘源后最杰出的督陶官唐英入宫，并逐渐开创御瓷史上属于自己的时代。唐英（1682-1756），字俊公，号蜗居老人、陶成居士，堂号陶成堂，沈阳人，汉军正白旗。初入宫时供役于养心殿，雍正元年（1723年），任内务府员外郎，因擅长书法绘画，成为造办处画作的翰林画家，雍正六年（1729年），唐英被派驻御窑厂佐理窑务，长于瓷样设计并深谙瓷器制作工艺，终成雍乾时期御瓷烧造的关键人物。作为创新和实践者，唐英将雍乾二帝及其自身对于瓷器所想完美实现，先后榷窑二十余年，历经雍乾二朝，是御窑厂历史上督窑时间最长、成就最高的督陶官，督陶所制史称“唐窑”。

清雍正

内洋彩瑞果纹外胭脂红釉茶圆

“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D 9.5 cm

来源：

玫茵堂旧藏；

香港拍卖会，2012年4月4日，Lot 1

本品胎体轻薄，器型小巧，杯外壁满施胭脂红釉，釉色柔美，色若绛霞。杯内壁以洋彩绘瓜子、葡萄、香瓜等各式瑞果，色泽靓丽，寓意吉祥。

清宫档案内称胭脂红为“西洋红”，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陶成纪事碑记》中记载当时岁例贡御的五十七种釉、彩中即有“西洋红色器皿”。胭脂红本为珐琅彩料之一，由欧洲传入中国，康熙末年始见单色釉器，以吹釉法施釉，低温烘烧而成。创烧之初，胭脂红釉料尚需进口，并因以金为呈色剂，因此珍贵异常。后在雍正帝的指示和怡亲王的主持下，各色西洋珐琅彩了相继国产化成功，胭脂红器物才逐渐增多，并一直延续至晚清，其中雍正作品远超历代，冠绝古今。

查阅资料可见，相同造型并落单圈六字雍正楷书款的茶圆，有柠檬黄、松石绿及胭脂红等，其中胭脂红茶圆又见内壁光素和如本品内壁装饰洋彩花果的作品，后者显然档次更高，也更为稀见。

此外，相同造型和款识的茶圆，尚见有白釉作品传世，故宫博物院即有收藏。清宫档案中有许多雍正皇帝指示造办处在宫内和圆明园烧造珐琅彩的记载。本品所用胭脂红彩料，以及相同造型作品的柠檬黄彩料等，皆属于珐琅彩料。因此如本品一类作品的烧造或是先于景德镇烧造并精选上好白胎，再送至宫中，施以彩料或描绘其他纹饰，其档次较寻常御窑瓷器又高出许多，为雍正御窑无上珍品。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

唐英制珊瑚红釉湖水绿釉描金供盘

“普陀山圆通殿”、“雍正甲寅年（1734年）沈阳唐英敬制”楷书款

D 20 cm

来源：

扬州文物商店旧藏；

北京拍卖会，2013年3月31日，Lot 1605

品存世仅此一件，且见载于耿宝昌先生《明清瓷器鉴定》文末“表三‘明清瓷器堂名（人名）款一览表’”。

《明清瓷器鉴定》“表三‘明清瓷器堂名（人名）款一览表’”

唐英在景德镇督窑期间监督烧造的器物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大宗供御瓷器，每年由唐英监督烧造上供宫廷；第二类是唐英供奉庙宇神明的供器，分两个时期烧造，一为雍正十二年（1734年），一为乾隆五年（1740年）及六年（1741年），均与为家人祈福相关；第三类是唐英自用或为友人订烧作品，见有笔筒、水盂、瓶尊等，落“陶铸”、“陶成堂”、“蜗寄居士”等斋号。本品即为其中第二类，雍正十二年烧制供器。

乾隆五年和六年所制皆为青花五供，存世数量相对较多，多见花觚，另在2009年拍卖市场见乾隆六年唐英敬制香炉一例，相较之下，雍正十二年唐英所制供器则存世极罕，除本品外，仅见上海博物馆藏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灯座，底落“雍正甲寅五月五日沈阳唐英敬制”款，两者造型风格一致，同属目前所知唐窑最早供奉庙宇之器。

上海博物馆藏“雍正甲寅五月五日沈阳唐英敬制”款青花缠枝莲纹烛台

唐英一生婚姻极为不幸，元配、续妻早逝，雍正五年纳妾可姬，亦于雍正十二年产子不久后撒手人寰，唐英悲痛之余，作《可姬小传》记之，北京市东城区出土的唐英所制“可姬埋玉”骨灰罐亦可体现其对可姬的深沉哀思和珍重之情。雍正十二年恰逢可姬有孕待产之时，普陀山普济寺修缮亦完成不久，不难想到，此件供盘正是唐英虔诚地想要为家人祈求神灵护佑而烧造的。

将本品静置于几案之上，静静观之，仍可真切感受一代督陶使者唐英对于可姬及其子女的殷切爱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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