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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心斋古代文房精选鉴赏(三)

2023-11-14 来源: 搜狐时尚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清早期 大鬲炉

年代清早期

尺寸20.8cm. (7 7/8 in.) calibe 9cm. (3 1/2 in.) high 重4173克

款:大明宣德年制 炉形扁矮,平口起线,颈部内凹,起两道细弦纹。炉身饱满,圆腹无纹,轮廓线条流畅。铜质精纯坚实,触手柔滑,隐隐泛金星。炉底开方框署“大明宣德年制”三行六字楷书款,为铸后修磨成款,笔画匀称,圆润劲秀。内膛精修,款识整饬,是典型的清早期官作风格。 该种炉式,有一类唇沿较厚,宜置于殿堂之上,浑厚沉雄,器型大小皆有。如本件口唇厚薄适中的鬲炉,则多一分娟秀之气,中小器较多,大器罕见。《自珍集》中辑录一件“玉堂清玩”款大鬲炉(图),王世襄称:“李卿丈所赐十炉,皆其铭心之物,而对此鬲更视为重器。造型之硕大浑厚,色质之静穆精纯,诚属仅见。”本件“大明宣德年制”款大鬲炉与之相比体积相当,亦不失所谓造型硕大浑厚,色质静穆精纯。 鬲炉以其简洁圆润的美感受到明清皇室及文人的喜好,无论在庙堂抑或是文房器物中均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 参阅: 《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王世襄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6页。

明宣德 铜龙镇

年代明宣德

尺寸11.5cm. (4 1/2 in.) long 重227克

镇以精铜铸,整体近腰圆,形略扁,镂空圆雕。饰一正面龙为主体形象,龙首居中,面部宽、肥,与明晚期龙纹瘦削的造型迥然相异。其角弯曲如牛角状,眈眈怒视,龙身盘曲,爪分四趾,通体饰鳞片,阴刻线条劲健有力。首与尾重叠,毛发自镇正面视之为龙鬣,背面视角则为龙尾,此设计中之“借位”法,匠心巧施。毛发分披作起伏状,如临风舞动,线条极精细。两侧各雕饰一幼龙,对称环侍左右,目光聚于中心之龙首。大龙目光所至,一鼠伏于下方龙躯之上,身姿自然竟毫无惧色,似有互动,此为点睛之笔——以龙之威仪赫赫而作谛听之态,颇觉可爱。此“龙”之造型罕见,应为文献所载之“斗牛”。 斗牛,亦属龙类。明周祈撰《名义考》中载:“斗牛似龙而觩角”,觩角即角上端作弯曲貌。明刻本《三才图会》中绘其形象(图1),亦作龙身而觩角。此外,该形象亦常用于明朝赐服,据《明史·舆服志三》载:“寻赐群臣大红纻丝罗纱各一,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飞鱼, 三品蟒……” 明初曹国公李景隆像(图2)中李氏身着斗牛服,另外还见明代职官常服之“斗牛”补子(图3)。斗牛服纹饰因与皇帝衮服相似,故不在官服制度之内,而系明朝内使监宦官、宰辅蒙恩特赏的赐服,以示荣宠。另,南京博物院藏(明)云龙纹金带板(图4)亦装饰“斗牛”纹。 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明早期)白玉蟠龙环饰(图5),造型少见,镂雕、高浮雕工艺有宋元遗风,为明早期宫廷玉雕之代表。除龙角与本镇斗牛形象稍有差别外,两者面部之特征,龙躯之修饰,整体之气韵皆相仿,显然为同时期作品,兼本器背面镂刻亦至精,毫无懈怠,可证此镇系明早期宫廷之作。然参酌文献,考之于信史,有明一代,以铸铜工艺名于世者,莫过宣德一朝。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言:“器首宣庙之铜。”明人高濂、文震亨等在其各自著作中亦多次提及“宣铜”,可知宣德时期铸铜工艺确乎冠于当时。因此,本镇制作于宣德时期之可能性为最大。 按,本器之设计应兼顾佩型,一则主题近于“子辰佩”,二则于龙首上端镂一圆形孔,可入绳。但视其背面之使用痕迹,兼考虑其重量,则仍应以纸镇用途为主。 参阅:《永宣文物萃珍: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南京明代贵族墓出土的金首饰》(马涛、华国荣撰)

明 剔红童子戏弥勒盖盒

年代明

尺寸5.5cm. (2 1/8 in.) diam 2.9cm. (1 1/8 in.) high

盖盒圆形,子母口,规格小巧。盖面隆起,上部以波浪纹为地,点缀花叶,下则于锦纹地上浮雕“童子戏弥勒”。以一线之隔,巧妙表现出画面之空间感。布袋和尚笑意盈盈,解衣磅礴,坐于蒲团之上,三童子嬉戏于左右。盒身于波浪纹上浮雕山、树、人物,山峦之表现方法与宋元时期的笔山(图1)造型相似。朱漆肥厚,雕刻圆熟。器身连续起伏的波浪纹,系以斜刀刻划出重叠的线条,整齐却不呆板。盖、盒内及足底髹黑漆,漆面光亮无断纹。 剔红,又名“雕红漆”或“红雕漆”。此技法成熟于宋元时期,发展于明清两代。明黄成《髹饰录·坤集·雕镂第十·剔红》中云:“剔红,即雕红漆也……宋元之制,藏锋清楚,隐起圆滑,纤细精致。”其法常以木灰、金属为胎,在胎骨上层层髹红漆,少则八九十层,多达一二百层,至相当厚度,待半干时描上画稿,复雕刻花纹。一般以锦纹为地,花纹隐起,华美富丽。传世剔红器物形制多样,就所见故宫博物院馆藏漆器而言,规格尺寸较大者居多,如此件盖盒形制小巧者相对较少。在传世的明代书画中,剔红盖盒常以香具的角色出现于琴、炉之旁(图2)。 据记载,布袋和尚名契此,号长汀子,系五代时后梁高僧。他言行怪诞,面露笑容,常以杖挑布袋四处化缘,将乞来之物放于袋中,随处寝卧,常与人解说福祸,说教灵验,一说于梁代贞明三年(917年)三月三日示寂于岳林寺(《释氏稽古略》)。临终时口占一偈:“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自北宋时,即有人开始绘出笑容可掬的弥勒形象作为供奉,而后世佛刹也多将满脸笑容、袒衣露脐的布袋僧坐像塑于寺庙山门内。明清时期,文房类竹、木、犀角等器物亦多见此形象。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剔红布袋弥勒图香盒(图3),盖面地子同为上饰水波纹,下饰锦纹,雕布袋和尚于一弯新月下荷杖而立,盒身刻水波地菊花纹,纹饰简洁。其与本器风格及纹饰主题一致,且尺寸相近(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盒径5.4厘米,高2.5厘米),为同时期作品。而本器于方寸之内不唯雕饰布袋僧形象,盖面三童子嬉闹之动作、表情,衣纹之褶皱,角色间之互动均表现到位。此外,花叶之衬景,盒身人物观山之气象,足可见作者深谙人物肖像、山水之技法,方能运刀纯熟,雕漆如此。 参阅: 《和光剔彩:故宫藏漆》(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

明 白玉八宝纹鼎(附原配紫檀嵌百宝盖、鎏金铜胆)

年代明

尺寸13cm. (5 1/8 in.) long 8cm. (3 1/8 in.) wide 17cm. (6 3/4 in.) high

鼎以一整块白玉料掏膛而制,立耳,长方腹,四柱形足。口沿饰篆体“寿”字纹一周,间隔以涡纹。器身出八戟,长方鼎身四边出戟镂刻花纹,其余则阴刻几何纹。鼎身正面纹饰作变体兽面纹,目部乳突,实为涡纹,暗刻八宝纹为地。主体两面装饰佛八宝:轮、螺、伞、盖、花、罐、鱼、肠,唯排序有别;另两侧饰杂八宝。四柱足作兽吞状,并阴刻几何纹饰带。料精工细,为明代仿古兼创新之作。盖以紫檀嵌百宝,饰四狮,形象生动,四狮以嵌银丝环绕,间杂以云纹,四角以青金、绿松嵌饰葡萄等,边缘嵌银丝饰回纹一周。镂雕白玉作钮。另,鼎内附原配铜胆,以便焚香,铜胆外壁敷作红皮,与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宣铜器之“枣红”皮色相近,内壁复施以鎏金,富丽堂皇。不唯玉鼎及紫檀百宝嵌盖工艺繁复,以一铜胆而做敷色、鎏金,可见其制器之考究——此即为典型的宫廷手笔。 百宝嵌系用各种珍贵材料如翡翠、玛瑙、珊瑚、青金、象牙、松石等制成各种浮雕形象,镶嵌于木或漆器之上,其作大如屏风、书柜,小如笔筒、砚盒,色彩艳丽、构图精美。明嘉靖时扬州有周氏擅长此技,钱泳《履园丛话》云:“周制之法,惟扬州有之。明末有周姓者始创此法,故名周制。”清乾隆时期有王国琛、卢映之,其后又有卢葵生等名家辈出,作品名噪一时。本鼎盖之紫檀百宝嵌工艺与四狮形象即为典型明代风格(图1、图2)。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紫檀百宝嵌三狮进宝图盒(图3)为清早期百宝嵌作品,其上纹饰亦以狮为主,嵌饰工艺规矩、整饬,然与本鼎盖相比,则少一分率真粗犷气象,年代之先后,一目了然。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竹木牙角雕刻》(李久芳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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