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官方欲打造军情六处 官民合作收集中国情报

日本是情报大国吗？听到这一问题，很多人会下意识地想起日本间谍，想起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潜心搜集中国情报的历史——几十年组织严密、计划周全的情报活动令人不寒而栗。不过，日文中的“情报”与中文意义有所不同，它更接近于“信息”。从这个层面说，日本的情报活动的确强大，各行业与情报有关的事物层出不穷，有人用“全民情报”来形容，而这种做法也确实是全行业的。作为一个群体，日本人似乎有一种“情报”情结，从日本人在各种场合习惯性地拿着小本子记录可见一斑。这是日本特色，也是日本传统，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就与商业情报收集有莫大关系。另一方面，就传统情报概念活动而言，近些年日本也在加快走向“情报大国”步伐，今年4月更是提出要打造日本的“军情六处”，力图在情报领域摆脱“战后体制”的限制。

日本人的“情报癖”

《环球时报》记者不久前去日本采访，在东京一个日本人家里无意间看到一本书《中国重要人物事典》。这是日本每年更新的畅销书。该书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成为中国党政军领导的资格和条件;第二部分是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名录;第三部分是中国最重要820个人的详细资料。细看发现，中国的党政要员、区县以上人大、政法等领域的人名、简历尽在其中。

这本书所显示的日本人的细致认真令记者感受深刻，但更令记者感兴趣的是日本的“全民情报”现象：成年日本人衣兜里总装一个小本和一支笔，开会时不停地记，听讲座时不停地记，偶然看到什么或想到什么也都马上记下来。

日本人为什么这么爱记？记者的日本朋友小林这么回答：中国有句老话叫“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同样道理，我们记东西也是怕过会儿就忘了。另一个原因是，一一记录便于事后“梳理”。第三是“记录是打开身体的开关”。小林说，公司如果开一个很长的会，不记录的话很容易走神，可能一会儿就开始琢磨午餐吃什么？周末去哪儿玩？人嘛，都一样!手里记点什么就好多了。

日本人不光喜欢在本子上记，还喜欢在名片上记。初次见面交换名片时，日本人会在简单交流中询问对方是哪个学校之类详细信息，然后随手写在名片的空白处。有相熟的日本朋友说，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先可以在短时间内判断一个人的教育背景，由此推测其社交圈子，甚至可以以此为线索联想到A某和B某的关系等等。

其实，日本人的细致以及对记录和书写的钟爱从小就有迹可循。日本小学生进入教学楼之前都要先脱鞋，把鞋规规矩矩地摆在鞋架上，为了避免小孩之间拿错，会在鞋上写上名字。同理，文具上、手绢上、制服上等都会写上名字。小学生去校外参加社会实践课人手一个“工具袋”，塑料板的正面夹着活页纸，侧面绑着铅笔，上面有个吊绳挂在脖子上以便学生边走边记。

日本社会对“情报”一词也钟爱有加，如各地以情报命名的大学——“东京情报大学”“北海道情报大学”“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等。情报学会也遍布各行业，像“情报处理学会”“日本医疗情报协会”“社会情报学会”“经营情报学会”“教育系统情报协会”等。

需要说明的是，“情报”一词在日文中的写法除了采用繁体字之外，与中文并无两样，但意思有很大不同。大多数情况下，日文中的“情报”翻译成“信息”更合适。如日语词汇“情报化社会”“情报公开”等，指的就是“信息化社会”“信息公开”。正因为如此，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言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对日本从来没有过“情报大国”的印象。他说，日本比较注重收集信息并加以分析，但这不是传统意义的情报，也不算谍报。

听日本商人讲信息收集

“情报收集是日本全行业的职业能力，依赖情报进行生活是全民习惯。”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学者卢昊对《环球时报》说，日本的情报收集类型多样，分门别类齐全且有连续性。日本很早就有这样的一套资讯管理体系，在亚洲没有哪个国家能与其相比。他说，日本文化传统看重细节，虽然战略上不行，但在细节上能够做到极致。日本企业常常用“非常成功”评估其海外投资，就是前期情报收集使得其决策更科学。

“获取情报(信息)的能力直接关系到生意本身的成败”，这是日本企业经常提到的信条。两年前入职某日本化妆品公司的中国员工周雨去年被总部派到上海接受短期培训。她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她在培训期间，随手记录各种数据，比如店面销售额、销售量、畅销产品以及用户反馈等。为撰写培训报告，她花了很大心血和精力，因为公司不喜欢“引用”和“转述”。“这些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她说。

在某日本商社工作十余年的员工山口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就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而言，首要还是报纸。与网络相比，报纸的优势非常明显，上面的信息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可信度高，而且会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安排版面，甚至通过不同字体和字号表现出来。 “获取信息的另一大途径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客户”，山口说，“我们会经常与客户进行交流，然后把客户的看法及时反馈给总部，这种一手信息尤为宝贵。”

不过，随着以IT技术为中心的网络科技日益发展，信息的不对称性越来越小，日本国内开始出现“商社斜阳论”和“商社不要论”等声音。“那些‘商社不要论’的鼓吹者并不真正了解商社，商社不仅要参与生意，更要通过获取信息发现新的生意，提前几年甚至几十年就开始前期投资，怎么可能不要呢？”中村是日本某商社部门负责人，在商界打拼已久的他对“情报”有着很深认识。中村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商社的大职能和大优势依然是“获取信息”，得益于商社的综合性，掌握的信息可以跨部门共享，在相关领域的信息收集能力，日本的综合商社甚至比政府部门更强。

日本有哪些情报机构？

抛开信息层面不说，在传统意义的情报收集上，日本尽管一直不遗余力，但深究起来它并没有中情局、克格勃、摩萨德那样著名的谍报机构。自二战结束后，其情报机构就分散化了。

专门详解时政新闻背后情况的日本网站“The page”本月初发文介绍称，日本的主要情报机关是日本警察厅警备局下面的警视厅公安部和公安调查厅。此外，还有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防卫省的情报总部。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日本内阁情报会议”。文章称，在日本，被民众认为是“情报机关”的地方，一般主要指警视厅公安部和公安调查厅。

《东京新闻》曾报道称，日本情报工作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防止本国情报泄露的反间谍工作，由“公安警察”承担;另一种是主动获得外国情报的“对外谍报”工作，主要由外交人员承担。

实际上，日本企业在情报收集上也有很强的实力。战后崛起过程中，日本企业这方面的做法就令美国印象深刻。曾任美国中情局国家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特别助理的赫伯特蔠耶，描述过日本公司的活动：“每家日本公司的每个分公司都像真空吸尘器一样，从技术和时事杂志上，从有日本高管参加的工业和科学会议的学术报告里，甚至从晚宴或高尔夫球场上听到的流言蜚语中，搜集情报、数据、文件、手册和文章。其中一些贸易公司的活动非常频繁，三菱在纽约的情报人员占了曼哈顿一栋摩天大楼的整整两层。”

根据中情局1987年解密的报告《日本：海外情报与安全服务》，如何获取包括石油和食品在内的外国原料情报和美欧科技发展的详尽情报等，是日本的优先目标。报告称，日本情报机构80%的资源用于美国和欧洲，集中于高科技领域;搜集情报的主力是半官方机构，如日本通产省、日本贸易振兴会和日本跨国公司。中情局评估认为，日本公司的情报能力完全相当于一些小国的情报部门。

官民合作是日本情报传统

尽管日本在二战后的主要情报资源用于经济和科技领域，但日本的保守政治家并不是不想建立一个类似中情局的情报机构。战后日本著名首相吉田茂曾着手这一工作，但由于其左右手绪方竹虎的早亡以及日本国内舆论对战时迫害的恐惧，这一计划并未成功。安倍2012年上台后，加快了这方面的步伐。今年4月，日本政府提交一份成立日本版“军情六处”的建议书，提出新设一个情报机构，主管海外情报收集。

但日本对华情报工作一直在进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一名学者对《环球时报》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日本情报收集都带有全民性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情报很大程度上都是从中国周边间接获得。由于中国对日采取“人民外交”方针，日本外务省还和一些访华的民间人士合作。1972年后，面对庞大的中国，日本继续用官民合作的老办法收集情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一些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不仅接受企业委托，也与日本政府合作。此外，日本民间企业或企业协会也会频繁对中国某些方面或行业进行调查，这些调查绝大多数都是公开的，但其细致和深入程度远超我国公开发表的报告。

一名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到中国创办贸易公司的日本商人去年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近年来日本在华企业喜欢通过猎头公司寻找“本人或有亲戚、同学等在中国政府内任职的人才”，一来想通过“关系”获得实际利益好处;另一方面想拉拢政府人员套取商业机密。这些机密即使和自己企业商业运作没有关系，也可以高价卖给他国企业。

最近，日本间谍在华被捕事件接连曝光，不能不引起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