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学预科课程受益者张玲玲： “I Make Everyday Count”

2015年7月，结束了紧张的高中学业生活的张玲玲，开始了她在悉尼大学一年半的预科课程。与国内文科生靠背课本认识世界不同，在悉尼大学，张玲玲有更多感知世界的方式，形形色色的校内社会实践活动为此提供了绝佳的途径。“学校经常会有户外实践活动，诸如去博物馆、动物园等，我觉得这是值得提倡的一种学习方式。学生物、化学的同学，会去悉尼大学做实验；学法律的，会去法院、去议会；我们文科生就是去博物馆、展览馆，回来写报告，实践性特别强。”张玲玲说，“比如我们的澳洲历史课，学校会定期安排学生参观展馆，看展出的物品，了解历史知识。每次去展馆前，老师都会提前发行程单，所有需要了解的信息都会在里面。我们还有专门的老师和导游，会比普通游客更深入地了解一些东西，这样的活动我就会觉得特别棒。”张玲玲告诉《留学》记者，在悉尼大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外人眼里稍显单调无聊的文科学习，因为有了这种实践性较强的学习方式，也变得生动有趣起来。

除了教育模式，张玲玲对悉尼大学预科课程里的任课老师也称赞不已。“我是学文科的，来教预科的老师基本上都是老教授，他们岁数比较大，经验丰富，涉略广泛，他们能帮我有效地扩充知识、开拓眼界。”除了任课老师，在学生会曾有任职的张玲玲，对学生会里面的老师评价更高。“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不仅是正规的教书老师，而且是跟学生玩在一起的朋友，他们给我的意见，跟学校里的任课老师会不太一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尤其是处世上，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我觉得会受益更多，这也是我特别感谢老师的地方。”

由于选择了一年半的预科延长课程，比标准课程多了一个学期的学习时间，加之自己之前的基础尚可，学业在张玲玲看来，并不是一件过于费力的事情。“前半段是比较综合的东西，课程设置比较基础，难度也稍低一些。标准课程一个学期是五门课，而我只有四门，一门课一个小时，一天我就上四个小时。”因此，与同阶段的同学相比，张玲玲便有了更多的课余时间看书、参加学生会、广泛涉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参与支教，回忆起自己在悉尼大学读预科的生活跟学习，张玲玲用“I Make Everyday Count”做了总结。

提起自己读预科课程中最难忘的事情，张玲玲讲到了自己在学生会任职的经历。因为学业负担相对较轻，与标准预科课程的同学相比，张玲玲会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在校时，她把这些时间投入到了学校学生会工作 中。

2015年的10月，也就是入读悉尼大学预科课程的第一个学期，张玲玲如愿当选学生会主席，并成为第一个当选主席的中国女学生。而按照张玲玲的讲述，她担任悉尼大学学生会主席期间，最大的收获并非做“指挥”的成就感，而是领导力和执行能力两方面能力的同时提升。    

“学校相关的所有活动都是我们自己管，每个月的节日、展会，要办的项目，都是我们学生自己的意见。作为主席，必须参加每个活动项目，而且所有的事情不仅要管，而且还要亲自去干，不只是单管不干的那种，所以跟普通的学生会成员相比，就是双倍的工作量，收获蛮多的。”张玲玲说。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张玲玲对团队合作有了直接而深刻的体会。“团队合作，这个真是蛮重要的一点。在澳洲，主席并不是去管人管事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性质，而是跟成员彼此间是平等的关系。老师也经常会跟我们讲，不要因为你有职位，就变得过于高傲，或做一些让别人觉得你高高在上的动作。”张玲玲说。

除了学生会工作外，开朗大方的张玲玲，在生活中还有着诸多的爱好，她考了专业的咖啡师资格证，还曾到澳洲的IDP公司做签约实习生，并且利用假期时间在世界各地做义工。在悉尼大学修读预科课程的过程中，张玲玲将感知世界的触角不断纵深延展。按照张玲玲的说法，“学习，只是人生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上个周六我刚回国，之前的一个月，一直在巴厘岛做义工。在一个村子里面支教。在巴厘岛我教的是小学课程，一整个月都在同一个班上课。”而这，也并非张玲玲的第一次支教经历，早在2015年刚到澳洲读书的第一个学期，张玲玲便曾在斐济的养老院和幼儿园，做了一个月的义工。而在此更早的时候，张玲玲也曾在香港的一个登山协会中做过服务性质的义工。“我觉得做义工非常好的一个方面就是，可以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而这，也正是吸引着张玲玲一直在做，而且打算继续做下去的原因所在。

在张玲玲看来，中国学生比较缺少讲英文的环境，平时也缺少开口讲英文的勇气。而通过做义工，可以进入到一个浸入式的英语学习环境中，同时还可以交到很多其他国家的朋友。“现在我去世界各地都能找到朋友，出去旅游可以直接住在别人家，去那边旅游，或干其它事情，都会得到很多帮助。所以不仅是做义工本身，义工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收获真的是特别大的。”张玲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