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康在现实中的原型：耿彦波

来源：黔财有话说

2017年的春天，《人民的名义》横空出世，成为一部多年难得的现象级电视剧，剧里最火的，当属达康书记

剧中的李达康是一位执行力爆表的工作狂，不贪不腐，不近人情，没有家庭生活，治理城市思路清晰，能力超强，做官做人的唯一目标就是经济增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

在大多数百姓看来，这是一位绝顶的好市长，原因也很简单：官员只要肯办事、能促进经济增长，哪怕贪点吃点也正常，更何况这位书记私德甚佳、拒绝贪腐

过去的十余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在人类史上可以说独一无二，也正是达康书记这样的一位位”中国式”书记、市长，凭借着中国独特制度的强大执行力，让中国的一座座城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当属一位明星市长——耿彦波，他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李达康在现实中的原型

这位市长甚至还有一部纪录片——《大同》，该片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豆瓣评分高达9.1

笔者在2010年左右就开始关注这位争议极大的耿市长，过去数年一直在追踪他的新闻和消息，今天就借着达康书记的东风，跟随着这部纪录片，来谈谈笔者对“中国式市长”的理解。 

“脱煤向文”的大同

《名义》剧中，李达康最为得意的政绩，就是将林城废弃的煤炭基地改造为了高新技术产业园，把废弃的矿坑变成了人工湖，引得省委沙瑞金书记亲自调研考察

现实中的大同，被称为“中国煤都”，长期以来是中国最重要的煤炭基地，著名的“大秦铁路”源源不断将晋北的煤炭运输到北中国大港，再流转到全国各地

和北中国的众多资源型城市一样，大同虽然坐拥煤海，但城市面貌极其落后，大面积的连片棚户区，毫无生机活力。笔者几年前曾深入“游览”过大同老城棚户区，状况和北京的城中村类似，污水遍地、泥土飞扬、居住条件极差，和北京不同的是，大同棚户区大都是老年人，而北京城中村则住满了有活力的北漂

我们首先来看看耿彦波市长在位5年，大同所发生的变化：

下图为2008年底的大同地图，耿彦波上任刚半年

下图为2012年底耿彦波即将离任时的大同地图，和上图相差4年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4年间，大同在御河东岸再造了一个新城——御东新区。和达康书记一样，大同的新城也开发出一个大湖——文瀛湖。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大同的老城区里出现了一块正方形的区域。这便是耿市长的最大手笔，也是最具争议的工程——修复大同城墙

耿彦波的思路是：“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也就是说，将老城的棚户区搬迁到新城，然后将老城打造成一座传统文化古城，从而实现大同从煤炭到文化的产业转型。

下图为2009年的大同老城区，大部分为城中村和棚户区，一副典型北方资源型中小城市的面貌。图中可以模糊的看到大同残存的一圈城墙遗迹

对于棚户区，《大同》纪录片里，耿彦波在干部会议上这样说道：

下面是如今的大同老城区，城墙已经被完整的重建和修复。护城河、环城绿地公园取代了环城墙棚户区，老城里建筑密度显著降低，新建了许多仿古建筑群

修复后的大同城墙及护城河

新建仿古建筑一例——华严寺普光明殿

许多批评声音认为，耿彦波修城墙、造仿古建筑，是在批量制造假古董，并不能解决大同的问题，耿彦波的回答是：

耿彦波对大同文化牌如此有自信，一方面来源于他主政晋中灵石县时修复王家大院所带来的巨大效益，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大同的历史底气

除了“煤都”以外，大同还有另一个身份——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北魏首都、辽/金陪都，明代北方守边重镇。一个很少被世人所知的事实是：全国现存的元代以前的古建筑，70%都在山西，而其中建筑规格最大的，就在大同

梁思成在《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记述到：“大同古雁门地，北魏时号平城，自道武帝宅都于此，迄孝文帝南迁洛阳，凡九十余载，为南北朝佛教艺术中心之一。隋唐间稍中落。石晋天福初，地入契丹，遂为辽金二代陪都，称西京者前后二百余年，梵刹名蓝，遗留至今，有华严善化二寺，驰名遐迩”

下图为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建于辽金时期，面宽53.8米、进深29米（故宫太和殿面宽64米、进深35.5米） ，其建筑面积可以排名中国现存古建筑top5，且唯有此殿是元代以前的。

熟悉明朝历史的都知道，大同在明朝时期是北中国最重要的要塞之一，大同拥有规模庞大的城墙及防御工事。

1930年代的大同城南门

后来由于战争破坏和解放后经济建设，大同城墙被破坏严重，仅剩下不完整的土坯。大量违建棚户区沿城墙而建，城墙成为了窑洞、停车场和建材来源

“指哪倒哪”的市长

了解了大同的基本面，耿彦波在2008年初到大同后的思路也就清晰起来：

• 大同以煤炭为主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近两年资源型城市的惨状应验了

• 大同有丰富的历史遗迹，需要将煤炭支柱转化为历史文化支柱

• 要通过历史文化来赚钱，就得保护老城、修复城墙、再造古城

• 再造古城需要大面积拆迁，拆迁的经费要靠开发新区、“经营城市”来提供

• 因此大同的任务就是：一边大拆老城、一边大建新城

下图中，耿彦波向兄弟城市领导介绍大同的拆迁工程，外市领导震惊于16万户的拆迁量

耿彦波在大同的5年，被市民们形象的称为“耿指倒”——指到哪里，哪里就倒

《大同》的开头，就是耿彦波在工地上责难工程进度

面对拆迁任务没完成的基层领导，耿市长直接让其写辞职报告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李达康对待光明峰工程的态度——1周之内必须拆掉大风厂，亲自守在拆迁一线，哪怕烧伤38人也要继续推进，面对工人的安置费任务，让基层想办法解决，“钱不到位，主动辞职”

对于耿式速度，耿市长是这样解释的：

这让人想到李达康和高育良在吕州搭班子的时期，李达康完全推翻了高育良的城市规划，想要实现一套自己更激进的方案，但却被调离吕州去了林城，最终在林城实现了自己的设想。现实中，像高育良那样求稳妥、不冒进，按部就班完成政绩的领导想必也是不少，他们不像李达康和耿彦波，也一样可以实现一些政绩，一步步往上走。

耿式拆迁和耿式速度，必然也会像大风厂拆迁那样，造成民怨。就像《大同》纪录片里描述的那样，许多被拆迁家庭是没有合法手续的违建房，但一家老小已经住了三四十年，政府给予的补偿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只能采取强制措施。

当然，如同全国各地所有的拆迁一样，各种要求都是可能见到的

有的拿着病例跪求市长要一套房子，而且要离女儿单位近

有的拿着残疾证说6楼太高上不去，要求再多分一套房子：

对于各类情况导致的难拆迁，耿市长这样回答：

当然，正如人们所知的那样，耿彦波在大同得到了大多数群众的盛赞，他们看到的是一位远强于此前历任市领导的好市长，这位市长4点起床，半夜回家，时常泡在工地一线，亲自解决市民遇到的各种问题，“见到市长的次数比见到局长还多”

和李达康一样，耿彦波也是一位不顾家的市长，每天四五点起床，半夜才回家，逼得妻子跑到招商会上把他拉回家睡觉

从“煤都”到“大同蓝”

在耿彦波的领导下，大同从煤都转变为了一座和传统北方城市截然不同的，大气、美丽、整洁、富有历史文化气息的崭新城市。

“数据显示，2016年大同市空气质量二级以上良好天数达到314天，比2015年的292天，增加了22天。大同连续四年在山西省11个地市中排名第一。”

“十年前，大同的天就像扣了个黑锅盖，一年见不上几天太阳，那时天灰地黑，浅色衣服不能穿，道路尘土飞扬，窗户缝贴上胶布家里依然一天一层灰。”

“数据显示，2003年大同二级以上良好天数为145天，是全国空气污染最重的十大城市之一，全国113个重点监控城市中环境质量排名倒数第三。”

再来看看山西各市过去几年的经济增长情况

近两三年，受到煤炭价格下跌以及“塌方式腐败”的影响，山西的经济增长在全国都属于倒数。在全省里拖后腿最严重的，负增长最厉害的，当属长治、吕梁、朔州三市，而能保持正增长的，只有太原和大同。要知道，08-13年，耿彦波在大同当市长，13年至今，耿彦波调到了省会太原当市长。

为什么长治、吕梁、朔州三市的GDP在近两年负增长如此严重，这和他们过度依赖煤炭的经济结构是分不开的

下表是2014年全国各城市煤炭产量排名，第一、二位是大名鼎鼎的鄂尔多斯和榆林。接下来三位，便是朔州、长治、吕梁，然后就是大同

以朔州为例，人口170多万，是大同的一半，但煤炭产量接近大同的2倍，其对煤炭的依赖程度自然就远高于大同

万民请愿的“青天”

大同在短时间内从煤城变为三产比重接近60%，全年300多个蓝天的“非主流北方资源型城市”，在许多大同人民眼里，是和耿彦波密不可分的。于是，2013年初，当耿彦波在被调离大同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数万人游行挽留的场景

离职时能得到万民请愿，是自古以来中国官员都想得到的殊荣。这对于耿彦波而言，可能意义会更加重大。因为耿市长内心里所向往的，是中国的古代文化，他毕生所追求的，则是古代士大夫的高尚情操

由此可以看出，耿彦波每到一处，都致力于修复城墙、新建古城，从王家大院，到大同古城，再到现在的太原县城复建工程。一方面来自于他对未来第三产业、特别是文化产业潮流的判断，另一方面，则恐怕来自于他骨子里深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那么问题来了，一位市长，凭借着自己的某种信仰和热爱、自己对某个方向判断，就可以调动全市的资源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这正如高育良书记所说的：“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就是一把手有绝对的权力”

如果碰巧这个市长执行力很强，像李达康、耿彦波那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将所有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公检法资源，全部为自己所用，佛挡杀佛、神挡杀神。那一个地方的好坏，就非常取决于该地是否能有一个靠谱的一把手了。运气好，就像耿彦波那样造福于一方，运气不好，就如同耿彦波的山西同僚们那样，出现塌方式腐败。

当然了，耿彦波不是市委书记，他只是大同和太原的市长。但看得出来，这位市长和曾经还是市长的李达康一样，深受书记支持，能够顺利的让四大班子为自己的目标服务。

结语

2008年，耿彦波就职大同市长，2013年被调离。而2013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也是个重要的年份——中国经济结束了高速增长，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崩塌，中国的人口红利结束，中小城市面临着经济下行和年轻人口减少的双重困境。而耿彦波，提前数年预见到了这一趋势，凭借一己之力，在短短数年时间里，强力扭转大同的发展方向，提前将大同转入下一个新的发展轨道，较好的避免了其他类似城市近年来出现的重重困境

这样一位典型的“中国市长”，就像《名义》里的李达康一样，哪个城市遇到这样的领导，都可以算是这个城市的“福分”，人民群众也对他们报以“青天”的美名。但自古以来“青天”有几个？没有私心、能力还强、同时判断力也很正确的领导是多数还是少数？中国的经济转型、深化改革是继续依靠碰运气碰到这样的好市长，还是需要更多制度化的约束？

来源：黔财有话说

新媒体运营编辑 王程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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