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霞村里人:她不是村里最好看的姑娘

1.

　　赵红霞不是赵家镇人。而是：重庆开县长沙镇某某村人。

　　开县是重庆较富的县，矿藏丰富。夜幕下的“开州”城中心一片繁华。数家咖啡馆、西餐厅霓虹闪烁;大宾馆客均爆满，房内多有机麻。熙熙攘攘的商场，大屏上，新开的娱乐会所“开都会”金碧辉煌。夜深时，无数丝袜美腿消失，一名老者收起小摊，呼出一口寒气。

　　“不负一生奢望。”开县至长沙镇公路旁的一副房产广告这样写着。一掠而过，意味深长。

　　长沙镇因有长沙村而得名，土名叫陈家。陈家为开县三大镇之一，富于柑橘产业;重庆一重点高中落户于此，学生有七千名之多;外镇居民亦在此买房，房价已达两千多元。

　　赵红霞的老家某某村，离镇十余公里，山路崎岖。尤其近两日接连下雨，老桂的车在泥窝里打滑。老桂是本地人，当听说找“那个赵红霞”时，他张大了嘴巴。

　　他卖力开车，终于在一个斜坡停下。山路，打着旋儿往上飘。

　　某某村原有900多人，后与周围两村合并，现有几百余户村民。村民住得分散，在不同的山头隔空喊话，山青树秀，空气清新，嗓音劈柴般干脆。

　　村口一户人在屋檐下，边说边躲雨：“是有个赵红霞，二十七八岁，一直和她妈妈在重庆。他父亲叫赵某某，前年去世。她有个弟弟，也在重庆。”他们并不知道“那个”赵红霞就是这个赵红霞。老桂体谅村民之间的名誉问题，没透露什么。刚从深圳打工回来的一名村民，理解“那个”赵红霞：“包小蜜，我们也见得多了。”

　　这里的山民外出打工成风，多去深圳，留下一村老弱病残。不过临近年关，正是这些候鸟飞回的时候。一名村民多年前曾与赵红霞的妈妈在深圳一家商场干过清洁工。

　　老者，在家伺候着满山的橘树。一名老汉背挎竹篓顺狭窄的水泥块往上爬，两旁尽红艳艳的柑橘。老桂爬得满头大汗，渴了，顺手摘下一只，他说，真甜。“赵红霞长得好不好看咧?”他问那摘橘子的老汉，得到的答案是老汉的咧嘴一笑。“她是村里最好看的姑娘吗?”老桂又问。“不是。”老汉说：“她确实很漂亮。个子不高，不胖不瘦。”

　　2.

　　赵红霞的老家在这片山的山头，标志是有黄果树一棵。一座破旧的三层小楼，一个瘦院子，赵红霞的童年在这里度过。她的爷爷坐在院子里劈柴，铁钎夹在一个树根里。一楼的走廊上，堆满了木块。他靠这个烧火做饭、取暖。

　　他的腿脚不好，右手食指断了半截。78岁了，棉帽下露出些许白发;棉袄敞着，有油污。他有四个儿子，老大老二均因胃癌去世，老三老四均在深圳打工。家中留下一堆孩子，由他和老伴儿照顾。他也曾这样养活过赵红霞，她1985年出生，小时“很乖”，学习成绩“不行”。15岁时，她到重庆一家技校上学，后当过售票员，“也开过车”。她交过一个男朋友，在重庆“邮电局”上班，后不了了之。她老公是开县的，也在重庆工作，现有一个一岁多的孩子。

　　赵红霞的爸爸排行老大，多年来一直在深圳干电工，查出胃癌晚期，前年去世。下葬之时，赵红霞从重庆来，“开来两个小车”，坐满了她的朋友，四男两女。朋友们坐在二楼的屋里打牌，“好几千块”的输赢。赵红霞没在家里过夜。她爷爷记得她那时还是短发。当天，为办丧事请了“乐队”，乐队嫌工钱不够，找到牌桌边，赵红霞甩出一张百元的票子，“拿走”。

　　几年来，只这一次相见。爷爷、奶奶没去过重庆，也不知道她还做了什么，“没接到她的电话”。爷爷反而接到过一家自称成都某银行的电话，说贷款云云。他问：“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对方说：“是赵红霞告诉我的。”他至今不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奶奶特想她，一听赵红霞的名字就哭了，泪如泉涌。老桂感叹道：“她是心里埋着多少委屈，见到我们，拉着手，就哭。还是生人。”

　　奶奶指着对面破旧的房子：那是老四家，他有两个孩子。又指着背后的一座：那是老三家，有三个孩子。老三老四都欠着几万元的外债，活得辛苦。自家二楼的走廊上，两名男孩趴在阴暗的光线里写作业。

　　家里靠着很少的钱过日子。每年，老三老四各给500元。坐在那里劈柴的“老汉儿”曾干了三十多年的大队队长，如今给别家杀猪，但如今养猪的村民越来越少，他每年宰不过十头，每头得四十元工钱。他右手的食指，是1958年切断的。

　　奶奶的泪，怎么也止不住。几个孩子都要上小学，山路不好走，她便在镇里租了间民房，从每年租金400元可以想象这房子是有多差。她拉着老桂的手，问：“她是不是出事儿了?”老桂说，没有没有，她好好儿的。

　　3.

　　赵红霞的舅舅周某某家在长沙镇某村，亦是泥泞的院子、破旧的房子。那房子的楼梯间黑洞洞的，楼上的人一跺脚，土窑般的四壁亮了，梯下荡起尘土。赵红霞的舅母和外婆在简陋的屋里包馄饨，表弟、表妹在旁边看电视。

　　一听“赵红霞”三个字，三名表弟的脸顿时沉了下来，那说不清是不是尴尬的表情像层霜，尔后越来越重，仿佛要结成壳，稍一触碰就将碎裂。“在网上看到了，看到了。”一名表弟愣愣地看着对面浑浊的烟气，脸掉着、僵硬在半空中，内心的波涛反应于颤抖的嗓音：“我刚给辩护律师张智勇打过电话。现在请你出去。”老桂一时也愣在门边。

　　亲戚的心情除了可想而知的之外，似乎还有迷茫、矛盾。对于因此事“第一个找到家里”的外人，他们不知该不该说点什么。“律师说她是受害者，她是被迫的。”一名表弟坐在板凳上，把头埋下来，几乎浑身打颤：“多年来，她一个人在外面漂泊，很不容易!她弟弟有病。”

　　“她自己一个钱都没有!”舅母把指头一挑，又快速包了一只馄饨，越说越急，不由喊了出来：“她在重庆买房，钱也是她老公出的。她自己一个钱都没有!”她反复重复着这句话，把馄饨一撂：“她是受害者!这些天她妈妈打电话来，每次都哭得受不了。”

　　一个表妹坐在电视机前，一语不发，脸上的表情充满悲壮。“你知道，我们都是出去打工，刚回来。”另一名高个的表弟，嗓音打着漩涡：“她，一个人在外面，你知道有多难。她的家庭条件怎样，你也看到了。”

　　作为一名旁观者，本来声明自己不参与这场对话的老桂也动了感情：“是，是，网上说她只是一个棋子。”面对赵红霞的亲戚，他语速极快地又说：“有些事儿，我们都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