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现代性才能实现现代化

【财新网】（专栏作家 黄少卿）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长期问题，显然不是说我们一个季度或者一年、两年就可以去实现、去完成的。这个问题在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来，我们要建立这样一个现代化经济体系，它实际上是给整个国家提出了一个长期挑战、长期任务。

但是讨论这个问题也有它的难度，首先它涉及到一个释义的问题，怎么解释其含义，什么是现代化经济体系？我已经听到了对这个概念的一些争论和看法。有一些学者试图对这个概念给出解释或者一些展开的阐述。比如说，他们强调，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要有一个更加完善的工业体系、更加发达的城市体系或城市结构、更高的城市化率、要能够更深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以及，相应地也会提到，创新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要有更强的驱动作用，等等。这些都是在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给出一个解释，这种列举的方法难免见仁见智，各有侧重，但这是一个不错的角度。

不过，我想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概念。因为即便讲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这也只是一种状态，或者说结果，是经过一定阶段之后实现的。现代化这个“化”还代表了一个过程，因为“化”是动词。但是，我们更多要追问的是，这个“化”的过程，要按照什么原则、什么方式来“化”？要基于什么内在要求来完成这个“化”的过程，才能够最终实现前面列举的种种状态上去。这是我更愿意去关心的问题。

我们在讨论现代化的时候，是不是更要考虑另外一个术语：“现代性”，因为现代化的过程要从现代性上去“化”，才能够达到我们希望的理想状态。那么，问题就可以转化为：现代性是什么？它由什么所构成？十年前，原来招商集团的总裁秦晓先生，在党的十七大前连着写了三篇文章，就是《现代性三论》。他强调，我们讨论现代化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对现代性这一本质的把握，太执着于去考察、比较不同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具体细节，甚至过于强调不同国情下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上去了，从而导致我们的讨论走偏了，最终制定的政策偏了、发展道路偏了。他认为，把现代性讨论清楚，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实现理想社会的 必要前提。在我看来，他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到底什么是现代性？要理解这一点，不妨把现代化体系和传统体系进行一些对比。有没有一个传统经济体系，或者说传统经济结构？现代化体系和它的区别是什么？传统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其从经济学来看？传统经济体系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自然经济？显然，这个理解有点窄。自然经济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但即便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市场交换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应该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如果说市场交换本身并不必然是现代化的，那么，市场交换中，哪些形式是传统的，哪些又是现代化的，体现了现代性？下面，我试着列举一二：

（1）比如说，我们讲市场的交换关系，早期的交换主要是人格化交换，人格化交换意味着我们只能够在地区性市场上进行交换。亚当•斯密说市场空间决定着分工程度，这也就意味，传统的、人格化的、以地区性市场为主的交换是一种分工不充分的经济。而现代经济体系中，交换主要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非人格化交换，这是一种全国化甚至全球化的、分工高度深化的经济。

（2）市场进入权的取得方式。传统经济体系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特征就是，到底谁可以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它不是一个权利概念，不是说每个个体天然可以进入市场，而是由行政权力，通过特许的方式才可以取得的一种特权。这种进入市场的特权体系也叫有限准入制度。而在现代经济下，原则上，只要政府不明确禁止的领域，个人都可以自由进入市场从事生产与交换。这是一种基于权利的自由进入制度。这也是传统和现代的差别之一。

（3）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我们习惯于把基于资源追加性发展理解为粗放的传统发展模式，而强调认为创新驱动才是现代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在于，创新驱动它的本质内涵是更加常态化的技术创新，以及技术创新作为基础的科学发展也要常态化。那么，我们就要追问，为什么科学作为一种现象是在十六、十七世纪以后的事情？为什么科学发展在很早之前不是一个常态化的现象？

以上人格化交换对应着非人格性的交换；市场的有限准入对应着市场的自由进入制度；资源追加性增长方式对应着科学和技术创新常态化的集约增长方式，帮助我们区分两种经济体系：一种我们理解为传统的或者是前现代的，一种则是现代化的。当我们讲到非人格化交换、讲到自由的市场进入、讲到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体系、讲到创新驱动以及它背后的技术和科学发展的时候，当我们认为它们反映了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到底想强调什么？为什么在人类社会很长时间里这些现象或特征没有出现，到底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它们的发生？追问到这里，现代性问题的答案似乎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比如说，非人格化交换要求的是什么？是法治体系，是一个人人平等、讲求程序、对所有人都不歧视的法治体系。没有法治，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非人格化交换就难以发展起来。因为传统的约束熟人交换的那些社会规范和准则，一旦越过族群就将归于无效。而如果非人格化交换发展不起来，自然也就无法建立全国乃至全球化市场，最终，我们也无法通过充分的分工来为经济发展注入斯密动力。显然，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法治。

又如，我们的创业自由到底受到了什么制约？政府现在非常强调“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为什么大众创业这么困难？大众创业不仅仅是马云、马化腾和刘强东的创业，而是全社会人人可以创业并争取成功的一种普遍状态。大众创业是有很多制度要求的，比如说良好的营商环境，我们是不是已经具备了支持创业的各类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不少方面就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这对整个政府部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政府要从有利于社会创业的角度依法主动作为。

自由创业也要求一个有效的金融部门，因为大部分创业者一开始的时候缺乏创业的初始资本，年轻的创业者思维特别活跃、对市场把握敏感性很强，但是他最缺是什么？是创业资本，而必须要进入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去获得。而一个金融市场是不是会为这些年轻人进行创业提供足够的创业资本，这需要发展一个有效的创业资本市场，其中政府的监管非常重要。

国际经验证明，如果政府监管不到位，金融市场是难以有效率的。创业自由还涉及到反垄断问题，我们知道，大企业的垄断会严重束缚中小企业的发展。美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重要分水岭，就是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它对于此后美国维持竞争性市场体系，维持这种有利于中小企业创业的经济体制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已经进行了反垄断立法，但是国有企业依托行政权力所赋予的特权形成垄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另外，现在又出现了新的互联网平台涉嫌垄断的问题。如果政府不能对这些涉嫌垄断的行为进行界定和反垄断调查乃至进行反垄断执法的话，未来中国中小企业的创业活动也难以乐观。以上这些方面说明，创业自由的维护离不开一个依法作为并且不越位、不乱为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在现代社会通常是民主的产物。显然，民主是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是另外一个大问题。这必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科学发展，尤其是科学发展。在传统社会，技术进步主要是基于经验，但是从十六、十七世纪以来，人类的技术进步主要是以科学为基础。换言之，技术进步离不开科学繁荣，而科学繁荣是怎么来的？它的来源就是思想竞争，思想竞争竞争什么呢？竞争提出对现实世界提出更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或假说体系。如果没有充分的思想自由，人们不能自由地提出对现实世界的不同解释的话，科学发展就没有办法往前推进。今年10月31日正好是欧洲宗教改革，即马丁路德提出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纪念日。宗教改革打破了罗马教廷对真理的垄断，允许人人可以“和上帝对话”，即个人可以表达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欧洲的科学有了长足发展，日心说、血液循环理论以及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不断颠覆和改进了前人对世界的认识。欧洲的科学发展以及随后应用性的技术创新，像瓦特改良蒸汽机，为欧洲的工业革命奠定了重要基础。我们会看到，宗教改革之后科学发展起来了，科学起来以后技术创新加快了，随后工业革命出现了。这也告诉我们，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体系，尤其是思想自由同样是现代性不可缺少的要素。

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方面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当我们在讨论中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时候，它实质上要求的是我们要有一整套现代化的制度体系，不但是经济方面，也包括政治、法律、社会诸多方面。而这样一整套现代化制度体系，必须要体现出现代性的各种要素，像自由、民主、法治，等等。只有我们有意识地追求建立起这样一整套制度体系，驯服政府权力，让它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充分发挥促进市场竞争的作用，前面所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像更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更合理的城市化结构，更高效的市场一体化与分工，才是我们可以企及的。

这个议题事关中国的长期发展，所以我就试图从长期视角提出需要真正关注的问题，那就是整个社会如何实现现代性。如果从这个视角出发，未来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就需要更加努力去建立法治、维护更加有效的公民权利体系，并且依宪治国。总之，只有我们比以往更加追求现代性，才有希望实现一个现代化经济体系。■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2017年第三次上海经济学人圆桌论坛“中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上的发言